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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积极评论之外，塞曼的“人类舞台”也遭到一些意大利报界人士的严厉批评，下面就是第49届双年展开幕几天后一些批评的摘要。它们有《晚邮报》（Bonazzoli），《全景周刊》（Chessa）、《团结报》（Crispolti）和《24小时太阳报》（Vettese） （6月8日）《晚邮报》的专栏中，Francesca Bonazzoli对展览从整体上给予了消极评价：“正如组织者哈洛德·塞曼所承认的那样，本届活动中没有任何诠释现时的作品，只有对68年那个年代的模糊回忆，女权主义者的‘要求’，生态的‘紧急’，对社会的控诉，一切都以柔和的方式进行，好像是对历史现象的回忆一样。” “应该对哈洛德·塞曼进行更多的批评，但这其中必定不包括他取消意大利馆这一条。”Renato Barilli （《晚邮报》，6月8日）在其关于意大利艺术家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赞扬了卡特兰（Cattelan）（我们承认这位帕多瓦艺术家达到的毫无疑问的高度），但他的保留意义却可以看成是对整个艺术展的批评：“为什么要请他去再次展出教皇被流星击中的庸俗场面呢？”他这样问道。 Pasquale Chessa (6月8日出版的《全景周刊》) 写道：“现代艺术，特别是现时的先锋派，自从杜尚在世纪初将尿池和漏斗变成杰作之后，这种艺术形式也带有各种良好的杂合、经过良好考虑的虚假意识形态和对构架完整的骗局的恐惧。因为模仿杜尚的举止确实会对审美口味和文化嘲讽产生破坏性影响。 Enrico Crispolti（6月9日，《团结报》）：“我已经跟随威尼斯双年展整整49年了……这其间无论是观众（特别是视觉艺术）的类型还是推出艺术作品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占优势的好像是一场世俗的约会，一次聚会 ……不是宣布第49届双年展将会出现空间的盛况吗？但与之相矛盾的是这届展会与以前的相比却少了些壮观和感染力，我以相当温和的方式这样说。你们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作品的可观赏性下降了，但作品的可沟通能力并没有因之而上升。” Angela Vettese (《24小时太阳报》星期天增刊) 则腰斩了这次艺术展，她在文章一开始就这样攻击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带向未来’——由Ilya Kabakov创作的一节车厢上的红色显示器打出了这样一行字。我们已经到了双年展的终点站，里面充斥着视频图像、照片、雕塑，人们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共识：并不是所有参加这次看似壮观实则乏味无比的活动的艺术家会在艺术史上留下一席之地，而哈洛德·塞曼以商人的狡诈营造的本届双年展也不会在其中占据任何位置。时间对所有人都是一切不复返，1969年，当他发明一种新的展览方式时，他的感兴趣的还是艺术本身。如今我们听到的是其天鹅之歌，艺术在他的手中已经变成了商业促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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