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DE IN CHINA”的字样大多在一些附加值较低的出口商品的标签上最易看到，它标明这件商品是由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便宜大国生产的。CHINA——中国，这就是我的祖国，我仍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我有一颗中国心，但是却无法改变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始终采用一种“冷漠”的消极情感。我自觉无法扎根于其中，我已同曾与祖先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根本的“断裂”了。因此，在这篇讨论中国艺术家“文化身份”问题的文章中，我用“MADE IN CHINA”这个很具悲观气息的题目。
我个人无法去预测未来，但是却可以翻看历史。过去，我们还不曾感觉到地球可以是一个“村庄”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是那样自信清晰的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似乎一切都是那样透明的澄现在祖先的面前。所以，在论及西方的油画时，祖先可以丢出“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的结语。这不仅仅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系统的差异带来的“偏见”，而更多的是，这种“偏见”是基于对自己文化的不容置疑的肯定所建立起来的自我中心，现在我们往往将这种心态称之为“天朝上国”的迷梦。
既然是梦终究是会醒的，在一个缺乏数字管理的，科学技术被看成“奇机淫巧”的，只依靠道德因素维系的封建的集权主义的国家里，文人组成的庞大官僚机构和乡绅地主组成的乡村社会结构虽然超稳定，但是也意味着缺乏生气与活力，成熟的果实掉落在地上，腐坏是他唯一的结局。所以这个曾让伏尔泰为之赞赏的超稳定结构，还是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塌了，“动荡”成为最近一百五十年以来中国社会景象的主要写照。不堪忍受此种“屈辱”（屈辱缘于极度自信的迅速瓦解）的志士仁人们重新反观自身，寻求救国之路，他们虽然“有各式各样的眼睛--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真理”，但是即使主张如何的不同，大的思想方向都是向西的，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也遭受到一次次的剖析与一次次的否定，哪怕有些国粹派坚持保卫传统，但也不是主流，国粹派思想也被革命文人认为是保守的思想与反动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提倡新文化的革命文人都是有着深厚的“旧文化”积淀的，因此他们中会出现不少横贯中西文化的学者。现在看来，其中的大部分观点，实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文化表现的侧面之一艺术此时也是大致情形，只是艺术家并不是很激进。这些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艺术家，总的出发点就是认为中国画不够好。但是他们的评价标准是政治的，而非艺术的，实际上也是出于祖国作为国家落后与衰败的反省。他们有的学习西方古典艺术，以徐悲鸿为代表，从而建立了新中国的美院教学体系。而有的与西方当时先锋艺术的关系更为紧密，回国的庞薰琹和倪贻德就在上海从事现代艺术运动，但由于抗日战争的开始，救亡运动取代艺术运动，以纯艺术为特征的实验艺术就此夭折。即使这样，这些艺术家们都没有彻底的否定本土艺术，他们要不然就提倡以西方的素描技法改良中国画，如徐悲鸿与蒋兆和，要不然就进行油画民族化的探索，如林风眠，颜文墚和关良。他们是否会质疑自身的“文化身份”，我认为，不会质疑。因为此时艺术家的努力方向仍是以“传统文化”为中心，他们并没有疏离“传统文化”，也就更谈不上断裂。但是他们的艺术实践现在看来又对“传统文化”造成了损害，因为实践的不成功，却反而印证“传统文化”事实上一个封闭的急剧排异性的前资本主义的文化系统，即死亡的，无法恢复生命力的文化系统。
现实的残酷似乎更垂青我的祖国，新中国的建立，艺术被规定了“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判断标准，艺术在一元的话语结构中彻底地沦为政府的宣传工具，任何对于国家政策和策略宣传工作不利或无关的艺术都受到批判与消除，中国传统艺术也难以幸免，类似“山水画如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花鸟画如何为无产阶级服务”等现在看来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话题，也成为讨论热点，而结论也是可想而知的。出于政治原因对于传统国画的改造，过后看是失败的。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作为祖国未来的年轻的革命小将们既“破四旧”，又对各类“反动权威”进行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迫害。作为文革后出生的我，只能从一些电影，小说以及其他一些文字资料来了解这些，并知道我了解的只是冰山的一角，但也足以使我不寒而栗。文革的破坏作用，从文化传承来看，其影响远比焚书坑儒来的负面，他使得数代国人与“传统文化”挥手告别，不带走一片云彩，其客观上加剧了下一代与“传统文化”陌生感。这一段时期，断然不会去讨论艺术家的”文化身份”问题，在政治的重压下，艺术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艺术家的创作被限定在狭窄的题材中，画面风格千篇一律，毫无个性。艺术家个人隐没于集体主义的光环下，只有阶级身份，不能也不敢奢谈什么“文化身份”。
文革后，艺术家敏感的把握住主流意识形态意欲结束文革的思想余韵，停止造神运动的语境，开始对文革艺术进行反拨，出现了大批的富有个人感情的佳作。思想解放，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大量的西方现当代艺术被介绍到国内，思想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出现了大量的前卫艺术家与批评家，有人说中国艺术家在那个时期急速的演化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只是艺术家对从塞尚到沃霍尔，从达达到波伊斯的共时性模仿。但是，这不仅仅是艺术家与批评家被西方艺术丰富多彩的生态景观所吸引，而是，在精神追求上，已经有一种崇高和超越的思想目标，即借助西方的形式进行的本文化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且，在1986年底，中国艺术界已经普遍认为意识到对西方的模仿不可能创造真正的、现在的中国艺术，必须结束模仿阶段通过华化进入全新的创造。但是还没有准确提到“文化身份”这一论题。
我们热衷谈的这个论题（艺术家对于类似的题目远没有我们这些在他们周围“指指点点”的人兴趣大），实际上也就是最近这几年的事。由于89年之后，由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改变，使中国当代艺术成为海外势力关注的焦点。而此时的中国的前卫艺术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挤与压制，处于一种地下或半地下的状态，这种地下的状态在获得西方身份策展人的支持而浮出水面。他们或是直接出国从事艺术活动，或是参加海外的各种前卫艺术展，大都获得了相应的成功，在国际上也获得了不少大奖，着实让国内艺术界欢欣鼓舞了好一阵。之后不久，国内发现那些海外策展人在挑选时用一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性的、猎奇的、寻求异国情调的眼光，而中国艺术家由于处于一种被选，被看的边缘境地，成为西方中心文化的点缀，而变得忿忿不平。随着後现代思想在国内的兴起，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以及萨义德的《东方学》，都为这种现象找到学术理论的根据，叫做“后殖民心态”。就这样，艺术圈内呼喊确认自己“文化身份”的声音日益高涨。
而在此时的确认的确是有些尴尬，因为这种确立已无法找到真正的有效的实现的土壤。一方面，由于国力的回升，一种复苏的大国心态必然促使自己在文化方面获得相应的“大国”地位，以符合经济、体育等各方面共同发展的形势，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另一方面，虽然，血统、语言、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等等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东西（其中每代人也有明显的区别），就这些还处于一种日趋分化的状态，而这也不是“传统文化”的具体彰显，““传统文化””现已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虚幻影像，从中已无法诞生出具有活力的文化实体，而博物馆的是为我们去缅怀祖先的场所，面对文物--文化的躯壳--我们可能会激起些许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但是虚耗的热情终究抵挡不住反复将“四大发明”提在嘴边的尴尬。而从“强国”开始到“启蒙”到“救亡”到二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再到现在的”全球化”趋势，一次次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是以我们与“传统文化”的一次次的疏离，不管是开始的无奈，还是后来的主动舍弃，总之，我们现代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与“传统文化”根本的“断裂”。此种“断裂”最凸出的表现，就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普遍漠视。而与之相反的就是政府一阵高过一阵保护“传统文化”的号召，此时总让我想到，我们的“国宝”大熊猫，这种退化的，连性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失去了起码活力的动物，只具有活化石的的研究价值，而“传统文化”也只具有学术性价值了，而目前，全社会“在场”的文化处境是一种非原生态的混合填充物，我称之为是“中国的非西方文化”。我认为文化有其相对性，西方的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如民主、人权、和权力应受限制的政府可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普世主义常以一种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面貌出现，与之强调的恰恰相反。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传统文化”以符号化方式的存在。此外，我们也要看到西方文化的独特的不可模仿性。现在确认即使是尴尬的，即使只是在学术的范畴内，我认为这也是极为重要的，这说明学术界开始释放抑郁已久民族的心理压力。这种释放是对我们这种非西方文化的发展有健康意义的，但是不能演变成狭隘的民族情绪。我们一面渴望走向世界（深一层含义就是获得西方世界的承认），什么“奥斯卡奖情结”，什么“诺贝尔奖情结”就充分说明这种急切的心情。一面又时刻提防自己不被利用，这种心情是很矛盾的，但矛盾不意味着情绪的失衡，否则“确认”就是丧失对自身文化鞭策的作用。
艺术界内部的“文化身份”讨论本身，只能说明我们对于我们当代艺术的不自信，当代艺术家的学术态度的置疑，更说明中国当代艺术的边缘性现实——“MDAE IN CHINA”是当下我们艺术家走向西方的一张屡试不爽的通行证。我们注意到好的中国艺术家恰恰是因为与中心相异才被选上的，即使“文化身份”得到了确认，这种局面不会得到什么根本的改变，西方人就是西方人，他的眼光就是西方的，不会是东方的。问题的关键是前卫艺术家在国内无法获得主流意识的支持，为了自我生存发展，必然寻求于海外，那么就必然面临着被挑、被选的处境，甚至去投合西方人的趣味使之成为中国艺术家的“策略化操作”。因此国内的当代艺术从地下走向彻底的公开化才是积极的，也就是说主流意识必须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当代艺术。同时，就艺术家个人来讲，坚守自己在学术性上的品味与职业道德也是尤为重要的，不迎合，不降格，建立自己的尺度与标准，然而这就很难人为猜度了。
就个人而言，作为一个年轻人，传统文化已不是包袱，我需要的是找到一种有活力的文化使我所隶属的文明得以延续与发展，此外一切的都是虚假的，无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