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许多事情的结局常常出人意料。人们以为发自真诚的情感去做某件事情，必然会有好结果，但“真诚”却往往走向荒谬。这并不因为“真诚”本身的局限，而是“真诚”被险恶的阴谋利用来完成丑恶。

一个在二战时期杀过中国人的日本老兵，在回忆当年他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时说，当他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开枪，或者用刺刀刺杀他们的时候，他受过的教育使他认为他面对的是一些“野蛮人”，而对野蛮人这种“异类”开枪、动刀，并不负有伦理上的责任。

无独有偶，希特勒禁卫军的头目希姆莱，也有一套“黑色部队伦理”：“禁卫军有一个绝对原则：要对与我们同血缘的人诚实、有礼、忠贞，并且做一个好同志，而不是对别人如此……为了挖掘装甲车壕沟，我不关心是否有一万名俄国妇女倒下去，我只关心壕沟是否已为德国人挖好”。在纳粹禁卫军心目中，与他们不属同一血缘的俄国妇女是一种“异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以实际行动响应清华红卫兵“用仇恨的刺刀刺穿阶级敌人的胸膛”的豪言壮语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示：“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派、反动权威、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而江青的一段著名谈话更成为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样出名的指导理论：“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在当时参与打、杀、抄、抓的红卫兵看来，他们打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敌人，是“阶级敌人”，把这些“异类”“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他们的神圣使命。有一个红卫兵在打砸抢时喊叫：“这是干革命，怎么干都不犯法”！

虽然搞政治阴谋、搞军事阴谋的人有他们深藏的政治和经济动机，但他们都以“防卫侵犯”为理由，即宣传正在遭到“异类”的侵犯。日本军部以中国人危及他们正常的军事演习为由，发动“芦沟桥事变”；希特勒让纳粹伪装成波兰士兵攻打西里西亚，发动了对波兰的侵略。号召他们的人民为“捍卫祖国”，“捍卫自由”而积极参战。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要消灭“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重新分配权力。而对群众宣传要搞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人民要避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要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对“敌人”的斗争。由于宣传中的“修正主义”是一种暗藏的势力，它有可能从一切意想不到的地方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即便是远离权力核心的，没有任何特权的，或者是除了生存被剥夺其余一切的人们都可以成为假想的敌人。嫌疑最大的当然是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和“专政对象”，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这场戏的“反面角色”。

“文革美术”逃脱不了帮凶的责任。它的最高信念是“拿起笔做刀枪”，去完成两大政治任务，一是歌颂、美化“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追随者；一是批判、丑化与此相异的一切人和事。在不遗余力地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的同时，排除了艺术领域古今中外的一切“异类”。

当然，那个年代的画画、搞雕塑的人并不都是自觉地充当“文化杀手”，但崇拜领袖，服从权威的环境气氛，自然地解除了一切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可能。“全面专政”的高压使人们屈服，时间一久，他们便将虚拟当作真实，并且自以为是革命力量的一分子。直到今天，仍然以“青春无悔”、“真诚朴素的感情”美化自己的行为，这显然比寻找借口逃避责任更方便，也更自在。

有人将“文革美术”与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相比，这似乎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秦始皇兵马俑按几个类型做出模子，翻造出整批威严的将士，以炫耀皇权和武威；“文革美术”则按一种政治模式制造出“红色”的理想热忱和“黑色”的阴暗没落及“光明”战胜“黑暗”的神话。秦始皇兵马俑是从帝王坟墓中挖掘出来的争夺江山，征伐四方战绩的陪葬品，“文革美术”是从人民记忆中挖掘出来的权力斗争祸及无辜的沉重残留；秦始皇兵马俑透露出的是一个殉葬传统的悲惨故事，“文革美术”透露出的是一段不思反省愚昧盲从的历史。如果说欣赏秦始皇兵马俑犹如探究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伟大范例，并以此与“文革美术”相参照，那么欣赏“文革美术”的人，几乎是要在秦始皇兵马俑和后现代艺术潮流之间接起连线，以“中国特色”傲视群伦。

如果艺术的作用是为了打倒和消灭一些人，那它的作用不如刀枪和毒药；如果艺术的产生是为了限制和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那它的力量不如镣铐和牢狱。但“文革美术”的制造者确实唸着“拿起笔做刀枪”的咒语，炮制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奇观。可惜好景不常，如今只能“以艺术的名义”唱一番赞歌，这种事也是经常发生的。

不排除确实有人“真诚”地喜爱一些不正常的东西，例如在日本，一直有人在为皇军营造的“大东亚共荣圈”和“慰安妇”之类的东西唱赞歌；例如在德国，新纳粹分子对纳粹“文化遗产”，像党徽、服饰、仪式、歌曲，一律视为至宝。

在中国，有人一想起文革，怀恋之情就油然而生，“文革美术”正是沾了文革的光，才使它在占领上层建筑领域之后，又去占领后现代艺术市场。

有人批判彭徳“煽情、夸饰、虚假地指责了《收租院》”，进而坚决排除对艺术作品作道德判断。为了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曾经有过的的真诚感情，特意提起当年如何置父亲被关进牢房于不顾，义无返顾地一次又一次争取伟大统帅的检阅，看到伟大统帅，才热泪盈眶心满意足。
“文革美术”对推销者和购买者都不是虚假而是“真诚”的，批判彭徳的人也是“真诚”的。但正是这种“真诚”，才使事情变得荒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