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朗西斯科·伯纳米(Francesco Bonami): 作为一个曾经的艺术家，我认为我可以在本届双年展中发挥我在当代艺术领域的多重身份的优势。我曾经是一个艺术家，也做过艺术评论工作，现在我是策划人，我唯一没有做过的就是经营一家私人画廊。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在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时，评论家们总是婉言谢绝我欢迎他们参观我画室的邀请。很简单，作为一个批评家，我认为此时我非常理解艺术家的心理。 弗兰克·范尼里（Franco Fanelli）：你不认为艺术评论的作用应该与策划人的角色分离吗？ 伯纳米：绝对应该分离，即使在意大利和欧洲，它们两者的作用也经常产生交叉或称叠。两个职业很难达成同盟。作为一个批评家，如果策划人是我的合作者，我如何对他挑选的作品给与评判呢？ 范尼里：你有艺术记者的背景，你所有的记者经历都是在做“Flash Art”的合办人时获得的。这种经历有什么作用？ 伯纳米：总而言之，记者的工作能够让你养成一个专业化的持续关注事态发展直至最后一刻的职业习惯，它同时要求你紧跟最新发展的步伐。我曾经在一个月刊编辑部工作，这很像是策划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展览。艺术记者应该是对广泛事物具有敏感性的记者；无论什么人说些什么，客观性对于记者和策划人是同等重要的。策划人不应该以自身的好恶为出发点，不应该只支持某些艺术家或某种艺术趋势。我可能有自己非常欣赏的艺术家，但是，如果他的作品与我策划展览的当代语境极不谐调，那么，我就不会选择他的作品。 范尼里：在过去的四年里，你一直担任芝加哥当代美术馆的艺术策划，你已经在美国住了许多年。这很容易让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从事当代艺术工作最好去美国。 伯纳米：当有人问我这种问题时，我感到很难回答。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你必须针对哪种制度最好这个问题做出你自己的决定，但这是一个很难作出评判的问题。 范尼里：欧洲和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伯纳米：就拿我们关注的博物馆来说吧，美国的博物馆以私立为主，这就意味着它的馆长和策划人必须时刻关注公众的意见和反映。 范尼里：这是否会影响艺术展览的质量呢？ 伯纳米：你必须明白，美国人的思想体系与欧洲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博物馆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馆长的任务就是取悦于社会，而不是他的东家或是每一个特定群体。如果哪一个馆长或策划人忘记了这个原则，那么他必定面临被革职的危险。在欧洲，博物馆几乎都是由国家政府或地方当局建立的，它们不必关心那么多与大众相关的问题。博物馆可以不顾社会的反映而继续生存。形成悖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博物馆比美国博物馆更加自我。在美国，策划人必须照顾大众的各种身份层次，对不同的文化的关照已经到了近乎夸张的地步。 范尼里：你的著名的合作者（尽管有些老）——纽约古根海姆的策划人杰尔玛纳·切兰特(Germano Celant)是另一个精通艺术市场的移民，你跟他的关系如何？ 伯纳米：我从未和他有过密切的接触。我认为它是一个历史人物。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间，他为当代艺术史写下了著名的篇章。 范尼里：作为策划人你有自己的榜样吗？ 伯纳米：我希望成为卡斯帕·科尼希（Kaspar Konig）似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精通大项目的操作策略与方法的人，同时，他总是与跟随自己工作的年轻人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从不孤立自己。 范尼里：你与很多年轻艺术家在一起工作，但是，现在年轻艺术家多如牛毛，在如此星光灿烂的艺术世界里，你用什么标准去选择你需要的艺术家？ 伯纳米：我尽量凭借自己对艺术作品的本能反映。我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但是，我还要将作品是否反映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作为一个主要的衡量尺度。 范尼里：你经常参观艺术家工作室吗？ 伯纳米：我尽量做到参观的越少越好。现在，我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通过文献资料来评估艺术品价值的能力。尽管参观某人的工作室会使工作进展得很快，但是，你和艺术家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复杂，最终可能会产生一种有悖于时代发展的裙带关系。我认为策划人选择应该是不偏不倚的。 范尼里：年轻艺术家经常会犯什么样的错误？ 伯纳米：意大利艺术家（当然不仅仅是他们）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气泡”（air bubble），艺术家，特别是年轻艺术家总希望在他们的作品周围建立这种“气泡”。 范尼里：你可以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吗？ 伯纳米：我发现年轻艺术家中缺少一种能够让人感受到的试验的眼光，例如像贫困艺术那样，从事贫困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们总是尽其所能使作品不孤立。 范尼里：你认为艺术家可以分类吗？ 伯纳米：我总是提醒自己，在当代艺术世界里，艺术家的名字应该是用铅笔写下的。这样很容易修改，因为当代艺术总是在不断洗牌，五、六年后，你会看到那么多今日当红艺术家的名字会在《艺术论坛》、《美国艺术》这样的权威的艺术杂志上消失。 范尼里：你认为这种名字的更替、作品的更新或潮流的变化是未来几年的一个现象吗？ 伯纳米：如果艺术载体没有如此快的变化发展，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今天，艺术被称作是生活的真实，我们必须接受它，但我同时相信这是一种必然。有时，我们常常丢掉一个最根本的要素：艺术需要智慧，它是一个有些人可以获胜，有些人望而生畏的运动。我不知你是否擅长打网球，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和我在网球场上试一试，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俩都没有把网球作为自己的专业目标。在当代艺术界，每个人都希望能打入温布尔登，事实上，大多数艺术家是做不到的。 范尼里：人们的心里都是这样的，你看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那么多艺术家出现在双年展的名单上…… 伯纳米：事实上确有大批艺术家追逐一种能够走遍世界的国际风格。然而，每一个双年展都有自己的定位，在50名左右著名艺术家之外另外邀请80名艺术新秀。由于这些新星还没有进入名流之列，因此你不会记住他们。让我们再以网球为例，事实上，如果你想在网球比赛上吸引观众，你就必须找到像桑普拉斯这样的对手。 范尼里：双年展是不是太多了？ 伯纳米：我并不同意人们对布加勒斯特想要举办双年展的批评。布加勒斯特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文化和地位的城市，它当然有权利举办当代艺术展览。 范尼里：撇开经济不说，你认为哪个城市是今日当代艺术之都？ 伯纳米：我不认为还会出现什么艺术之都。纽约依然是艺术经济十分强大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能量在减弱，而世界其它地区的艺术杰出人才在不断涌现。艺术世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扩张：你必须想到中国、非洲、东欧以及越南，那里的艺术家日益远离西方模式，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去创造和发展自己的艺术。 范尼里：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代评论家为像艺术博览会这样的诸多艺术活动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艺博会是否已经或即将取代双年展？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的ARCO是第一个引入讨论与圆桌会议的博览会，博览会的观众人如潮涌。 伯纳米：博览会对观众有巨大的吸引力，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以意大利为例，我认为那里有许多潜在的艺术收藏家。他们必须放下守株待兔仅靠从固定的画商那里购来艺术品的思想。他们要向美国收藏家学习，张开翅膀，四处飞翔，寻找他们的猎物。至于博览会，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具有自身特点，自成体系的艺术活动。事实上，你经常可以在艺博会上找到在双年展上看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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