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上飞 资本何尝霸权？(1)

资本何尝霸权？

文/廖上飞

数日来，艺术界内人士乃至艺术界外人士谈论最频繁的话题莫过于“资本与艺术”。 艺术家、艺术史家、艺术理论家、批评家、策展人、赞助商、企业老板、大明星等都不约而同注视到资本与艺术的暧昧关系。资本对艺术地干预这一事实成为部分相关人士鼓吹资本强权的充分证据，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到——资本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之所以有强权之势根本上是由中国人当前最基本伦理准则、价值观念的败坏和法治、市场经济体制的漏洞百出所致。无论是鼓吹资本强权的合理性，还是摇旗呐喊“与资本博弈”，都只是显现出各个利益集团对待资本的不同态度而已。这种浅层次的“研讨”与“争论”最终以 “资本与艺术”被“资本该不该强权”、“资本事实已经强权”的情绪化言论所代替而告终了。而艺术市场的混乱、艺术基本精神内核的沦丧、批评的失语等现实状况依然。

所谓“资本时代”也应分为前资本时代和后资本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成熟就显示了这两个阶段。前资本时代印证了亚当史密斯的理论——每个人做对自己有利的事，也可以说是印证了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俗话，这时没有人是赢家，资本家对工人地剥削由此而有了管理学上的合法性；而后资本时代则恰好从亚当史密斯管理理论的不完善方面突破，即每个人都要谋福利，但要考虑群众，这事实已上升到动态管理学层面，这样就有了后资本时代的“双赢”、“所有人都是赢家”的结果。今天看道理显而易见，但在当时却耗费掉许多思想家一生的时间。可以想一下，假如所有人都想得到一件东西，那他们必然会勾心斗角，而最终的可能是兄弟自相残杀，要么一方杀死另一方，要么一方退出，但当每个人都利欲雄心时，“退出”是没有可能的；而倘若每个人都不是把眼光仅仅局限在一件东西上，而是把眼光投向那件东西周围的事物以及其它事物时，那就可以各取所需而不破坏友谊，这时所有人都是赢家。这样看来：前资本时代的资本家、投资商，他们之间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关系，而后资本时代的资本家、投资商则有了“双赢”、“所有人都是赢家”的局面。

很显然，在中国当代艺术界，资本对艺术地干预已经达到空前程度。但是，“干预”不等于“强权”或“已经取得霸权地位”，干预可能性包括蹂躏、反干预、霸占、收买等。中国当前资本运行状况充其量是前资本时代层次，因为所有领域、所有人群，甚至可以说是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钱，由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充满了拼杀与伤害。然而，“钱”并不等于“资本”，因为依照经济学家的研究，资本是可以产生更多资金的资金，也就是说资金只有具备产生更多资金的特性时才可称其为资本。这能使人明白：钱不是资本，钱只有进入市场运行系统而能够生出更多的钱时才可称为资本，（这也是中国为何不是资本大国的根本原因，因为尽管中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但外汇并没有全部进入投资系统而只是支票帐单）。

许多商人（赞助商、房地产商、企业等）将大量资金注入艺术界，目的就是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如果一个国家的资金流通系统处于前资本时代，并且整个的社会体系——法律制度处于亚睡眠状态，那剥削、共谋就会普遍发生，而艺术作品、艺术机构、艺术研究专家等只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坐台，做资本（抑或说金钱更好，因为在中国更大程度上是金钱霸权而非资本霸权，要真是资本霸权的话，那中国的艺术机制会出现愈发健全的势头）的花瓶，受她的驾驭；另一种是反抗，保持精神上的纯洁性，批评拜金主义价值观和唯钱是命的艺术观和财富观。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当前情况下，无论坐台，还是固守贞操的举动都只能流于作秀。因为，不同身份、类别的人都是围绕“钱”本身作文章，要么赞赏钱给自己带来的绝色好处，要么宣讲钱对自己的不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精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与钱对抗、与功利对抗，而或许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义，这一群体对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的制衡使得古代中国人的精神处于健康状态。像“不为五斗米折腰”等的价值诉求，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利”、“钱”地对抗，而非与财富地对抗，如此对抗正是因为“利”、“钱”不是财富本身，它们只是恒量财富、价值的一个小小指标。导致“钱无孔不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么是钱本身具有必备的价值和实际效用，要么是因为中国当代人自身所具有基本伦理、价值准则的脆弱和空缺。事实证明，金钱力量的盛行付诸着基本伦理、价值准则的毁灭和艺术等人类真正文明步伐见证者核心精神的沦丧。

(责编：李道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