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虽然相互少有谋面，却常常在媒体上、或电话里、或艺友的闲谈中得知蒋跃老师接二连三地获得全国水彩画大奖的消息，这样的喜讯近两年似乎少了些。今年春节，意外地收到一本托友人转交的并不算太厚的新作《中国当代水彩画研究》，细读后感觉到其中沉甸甸的份量。

早在十八世纪，水彩画就由意大利传教士郎士宁等画家引入中国，1 9世纪下半叶逐渐为中国大众所接受。而中国当代水彩画开始蓬勃兴起应当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了。西方水彩画虽然曾经在英、俄、美等国一度辉煌，却终因油画的强劲发展势头而受挤兑。正因为如此，世界范围里水彩画的理论研究相对于其他画种来说较为匮乏。在缺少系统理论的参照或借鉴下，蒋跃先生《中国当代水彩画研究》的问世，无疑是开创性的，可以说填补了一项空白。中国美术学院前辈教授、著名水彩画家吴德隆先生称其为近百年来中国水彩画领域的一部“最为系统、深入和全面阐述水彩画有关问题的理论著作”〔1〕。的确，蒋跃先生立足本土，以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宏大视野，审视中国当代水彩画的发生和发展，并针对水彩画“技艺性与艺术性、写生性与创作性、生动性与深刻性、独特性与多样性、继承性与创新性”〔2〕等各方面探讨中国当代水彩画的未来前景。同时，对文化共性与民族精神、艺术历史与当代艺术、本体语言与个性风格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重新考问，提出了个人的鲜明观点和主张。

置身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

源于东方和西方的水墨画和水彩画对于“水”的亲近不谋而合，这或许因为欧洲地中海沿岸与中国江南地区具有十分相似的地质特征和气候现象——江河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空气潮湿而温润、阳光柔和而明媚……水彩画传入中国以后，渐渐得以兴旺也就自然而然了。

蒋跃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于具有浓郁传统艺术氛围和水系发达的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儿时深受父辈们传统文化的浸染和民族艺术的熏陶。对书画和民间美术的那份真切体验，使他感悟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和无穷魅力，也让他始终保留着对传统艺术的深深眷恋。蒋跃先生自幼习画，在高中时就有国画作品参加省一级的美展，在中国美院的学生时代又打下了坚实的西洋油画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水彩画创作处于低谷之时，他毅然选择了水彩画种作为他绘画事业的媒材，在创作探索和教学实践上孜孜不倦，属于文革后水彩画领域的第一批开拓者，也是目前国内最活跃的著名水彩画家之一。早年作为浙江省水彩画家协会的秘书长，他曾协助潘长臻先生在中国美术学院创办的水彩画高级研修班和在杭州举办的6届全国水彩画展，在中国水彩画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对水彩画的选择，看似偶然，其实恰是画家因对“水”的特殊亲情而萌生的内在冲动，也是身处东西艺术融合文化背景下的当代文人责任意识的驱动。由此维系着他不懈地进行水彩画创作实践和当代水彩画理论探索。

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不断冲击和当代生活的日新月异不仅没有覆盖他幼年的记忆，反而激起对传统艺术的回望，进而唤起画家身上那份传统文化基因的苏醒。二十多年来，蒋跃先生一方面以积极的姿态潜心研究西方水彩画的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从中汲取养分，又极力摆脱西方艺术话语和观念的制约，探寻诗性的东方绘画品质和艺术神韵，逐步形成了富有当代气息和民族气质的个性化水彩画语言模式。同时，他的艺术理论的形成和成长过程恰逢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观念全面涌入和大众文化消费的蓬勃兴起之时，各种观念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开放、变革、多元、不确定性的文化环境和艺术背景，往往让许多艺术家在彷徨和迷惑中失去自主。而对于蒋跃先生来说，这恰是一个机遇。在他身上,受传统思想中保守因素所束缚的思维在各种观念的刺激或撞击中复活，文革时期所形成的单向的艺术思考和理解渐渐转向多维，并在长期的体验中自然交融。不仅如此，蒋跃先生还多次积极走出国门，他曾应邀在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举办个人画展，亲访西方艺术名流，拜读经典名作，主动接纳西方当下的艺术理念，直面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及其所带来的变化，并极力在这两个绘画体系之间寻求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他觉悟与困惑并存，欣喜与苦恼相伴。于是，旧的观念在迷恋、犹豫、怀疑和否定中逐步瓦解或演变，新的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地萌发。历时数载，《中国当代水彩画研究》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文化境遇和矛盾的心理搏弈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