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建国于二零零七年三月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展览中，展出了一个名为“大提速”的影像装置。一个巨大的涡轮杆装置，围绕一个轴心，以达到每小时二百公里的惊险速度旋转，把观众都逼上了展厅的墙边。十二个均等距离的录影机，同步放映火车在镜头前蓦然飙过的纪录片。速度的刺激使整个展览大厅冒出肾上激素，机械速度的蛮力震撼了观众，威猛疯狂却又毫无目的地转圈。录影在北京近郊拍摄，那里是用作铁路测试的一个巨大的环线，环绕了一整个六平方公里的村庄。测试火车时，火车每天以高速度持续地奔跑九小时，不断窜过进村的十二个路闸。速度，尤其是机械动力产生的速度，是代表了工业时代的重要标志，但在这里被呈现为一种迷失在它自身能量中的盲目力量。在实验室里，速度的功用可以测量时间。而隋建国在此却提醒了我们速度不仅是一种测量标杆：在他这个实验里，为了让火车在画廊里均匀分布的萤幕之间按时穿过，速度也强制执行了一种时间规律。

目前艺术家正着手做两个长期的项目；说得难听点，那是两项至死方休的作品。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开始着手的作品，“时间的形状”，隋建国把一根铁线每天在髹漆颜料里沾一下，每天一次，到第二天髹漆晾干，再加上新的薄薄一层。持续下来每周直径增加约二个半毫米。渐渐地漆“点”长大，从“点”变成 “丸”，从“丸”变成“球”。逐渐，二十年后隋建国要是还活着的话，它会长大到需要用一个专门的承重设备才能够“沾”起髹漆。 这个髹漆的球，将会记录了隋建国由二零零六年底以后所累积的工作成绩，直至生命最后的一天，成为他的生命的一个见证。

另一个长期专案，“偏离17度“，最早构思于一九九二年，但是隋建国一直到最近才有机会在上海实施。这件作品起因于一九八九年，当时正在做一批以金属嵌入岩石表面的石雕，其中一件是把碎成了散块的岩石桩，用金属钉子像钉书机似地钉补，这方法是参考修复破瓷碗的传统技术。艺术家筹算用这种石桩每年支起一根，一直到死年。这样的一组作品将成为他生命的纪念碑，一如旧时那些在壮年就开始经营的传统大墓。这组纪念碑与一般共产主义的纪念碑雕塑有根本的分别。这件以终点为目的的作品并不是为了指向未知的未来的幻想，并不是为了无形的未来塑造有形的实体。隋建国的觉识恰恰是源于对死灭的必然命运。因此为了记录时间的流逝，他以个体生命的周期嵌入公共空间与现实生活结构之中，从而彰显出自然生命的季节。

为了理解这些不寻常的作品，尤其是出自于一位官方艺术教育的代表时（隋建国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我们须要回溯一下这位艺术家的历史。一九七二年，十六岁的隋建国被分配到家乡山东省的一个工厂做工人。因为他的出身是黑五类知识份子的家庭，他在文革期间的身份是很低下的。所以，能够被分配到工厂工作是他所能期望的最好安排。一九七三年，在一次工人的篮球比赛中他的胳臂受了伤，病休了几个月。在家附近晃来晃去闲荡的日子里，他在当地的公园里度过了很多时日，那里每天有很多退休的人闲聚，有溜鸟的，有下棋的，也有演奏乐器或讲故事的，其中受过教育的总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说。隋建国突然意识到，他在此是见证了自己未来的命运。等他退休的时候，能够给周围的邻居们带来一些有趣的故事，就是他可能冀求的终极成就。回到工厂之后，他开始为自己寻找一种文化使命，最后他认准了中国国画，向刘栋伦老师拜师。刘老师建议他应该加入工厂宣传部，因为对一个有志于艺术的工人来说工宣部是很有前景的。不过在那里需要接受社会现实主义技法的训练，传统的山水画对他的职业生涯没有什么帮助。但是隋建国并不打算在社会主义工厂的机制里发展。他想学一些真正可以对他个人起作用的东西，以之支撑他的生命。刘老师就此接受了他为徒，指导他摹古。隋建国开始从印刷粗糙的小型黑白画册上临摹古画。从宋人的作品起，他将中国绘画历史上的名作品挨次摹写，几年之内就画了上百幅作品。一九七七年，隋建国参加了当地工人文化宫为工人开设的艺术夜习班，开始接受西方学院的训练：炭笔，写生，石膏模型雕塑等。在这里，他发现了自己对雕塑的热情，开启了他往后的艺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