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继东之后又拍摄了纪录片《无用》。该片以女服装设计师马可为主人公，“无用”正是她所创立的品牌。影片融合纪录与剧情的双重拍摄手法，将著名女服装设计师马可与矿区平民裁缝，现代化制衣流水线上的工人拼合在一起试图通过服装这一行业展现处于消费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他称：消费时代是当下社会的现实，电影应该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实。《无用》是立足于消费社会，反映经济活动的影片。影片用几近完美的镜头语言仅是在完成作者宏大叙事的幻想而完全遗失了艺术作品异在性的思考，作品立足消费社会反映消费社会，对消费社会作表面的理解和演绎，成为机械反映论式的影像记录。贾樟柯一面被社会精英所吸引一面又摆脱不了自身的草根性，因而当他要探讨时尚与前卫时总忘不了把市井风俗作为衬景。在巴黎时装周的时尚繁华之后故事又回到导演熟悉的地方——山西汾阳。如此就 免不了其叙述逻辑分裂的尴尬和意念的不断错位。立场与观念的含混不清是谄媚的最有利形式，〈无用〉也就迎合了主流文化同时讨好西方人，趋向官方话语而与公民生活毫无关联：展现崛起的中国的社会图景 。所以这部片子审查通过，版权外国人买去，在国内没有市场。他把在流水 线上劳作的工人处理成模糊的面孔，煤矿工人在夜幕下安静地站立，还有旧式的缝纫机 , 概念化的影像处理掩盖了社会真正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而影片中那段巴黎时装周上服装设计师马可的题为“无用” 的时装展示则更象在作无用的品牌广告宣传。那麽《无用》就变成了消费时尚与民俗风情的一道冷盘，从而远离了社会批评的现场，成为西方电影节的一道中国菜。

二．纪录与行为的批评：

同年，另一部纪录片，由迈克尔 .摩尔执导的《医疗内幕》成为倍受争议的话题。影片对美国的医疗系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不仅把枪口直指美国政府，还把财大气粗的私人健康保险公司列为抨击对象。披露美国的医疗保险系统中的种种弊端。影片开始于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工人，意外的在工作中手指被截断，因为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他不得不在修复无名指和食指之间作出选择。即使是那些拥有医疗保险的美国公民，在病痛时面对各种各样无形的潜规则，正常的治疗也得不到保障，而是成为美国医疗，保险公司的牺牲品。摩尔从上世纪40年代的文献资料入手。深入了解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医疗制度，在比较中反思。片中由摩尔带着参与过911援救工作的志愿者去了关塔纳摩和古巴。这些志愿者因为参与了救援工作损害了健康，却看不起病，甚至为了得到医疗想要进入关塔钠摩看守所享受战俘的医疗待遇。因为美国法律禁止国内企业与古巴通商，〈医疗内幕〉对美国政治的辛辣讽刺和对美国法律的公然挑衅，使该片在拍摄期间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调查。而摩尔个人也处于被指控的险境。但 摩尔说：我的作品会给一些掌权者带来麻烦，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相信美国人民他们会理解我。的确如此，摩尔是用影像为维护民众的权益与当政者为敌。

从针对校园枪击事件的《科伦拜恩的保龄球》到《华氏911》再到《医疗内幕》摩尔用纪录片发表他的政治言论，艺术成为他参与社会政治的一种方式,摩尔的纪录片的意义不在于向观众提供了新的视觉感受或不同的故事情节，而在于 他用真实的影像语言讨论了最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在宣扬民主与人权的美国内部展开对美国民主与人权虚伪性的批评。也由于这类纪录片所承载的强烈的批判意识而为电影提示了新的方式与途径。

另外一部美国纪录片《超码的我》同样也是针对一个焦点的问题，当时正是讨论麦当劳食品对人身体的危害的风口上，斯普尔洛克自编自导制作了纪录片〈超码的我〉直接抨击麦当劳文化。作者为了验证麦当劳食品对人的身体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危害，而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一个月以麦当劳食品为食，医学检查显示着斯普尔洛克身体健康各项指标的变化。由先前的各项指标都正常到健康一点点被破坏，最后到让观众不忍目睹。这部纪录片与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的区别在于：首先是指向一个社会焦点问题，然后是用了一种主观介入而非客观呈现的方式，加入了行为艺术的元素，一个月吃麦当劳行为完成了一个批评的过程 ,而这个批评的行为导致了这部纪录片的生成。它区别于对行为艺术的简单纪录，它首先是一部纪录片，而这部纪录片选择了行为这种方式。《超码的我》向我们提示了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即行为艺术与纪录片的结合。〈医疗内幕〉也加入了作者的行为，摩尔带着参与过911援救工作的支援者背对着美国的法律去美国的敌国关塔纳摩和古巴，以此验证美国所鼓吹的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另一事件是有个人设立了一个网站专门来批判摩尔，但是网站因为资金问题难以维持，原因是他的妻子得了重病，摩尔匿名汇钱给这个人帮他走出困境，网站得以恢复运作。摩尔以这一行为阐明他的民主理想和政治态度。

当代艺术让艺术转变成政治的艺术或人权的艺术。艺术告别了宏大叙事而进入到具体的问题情境。纪录片也正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象〈医疗内幕〉和〈超码的我〉则向我们提供了更多纪录片向当代艺术转变的信息。

纪录片的讨论在当代艺术的背景下被展开。另外一部影片似乎更有启示意义。

三．扩展的艺术职能：

2004年，美国女摄影师泽娜布里斯基在加尔各答红灯区完成了纪录片〈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的拍摄。泽娜布里斯基 几年前来到了印度，想要拍摄印度妇女生活，后来她选择了加尔各答的红灯区，那里每天上演着雏妓被迫卖淫，妓女被虐致死的惨剧。在那个黑暗，混杂又残酷的世界，她意外的发现了一群孩子，生长于红灯区的娼妓的孩子。在印度严格的种姓制度下，这些人没有未来与合法的身份证明，他们身上烙着一生抹不去的印记，背负与生俱来的卑微和歧视。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除去成为妓女和街头混混。 泽娜布里斯基给了这些孩子一个崭新的世界，镜头里面的世界。她教会这些孩子如何拍照，这成为这部纪录片的起点。 泽娜布里斯基为孩子们的未来奔走，让孩子们用自己的摄影作品来办展览，出版并筹措捐款，这所有的收入都完全回馈到孩子教育，生活费用上。并成立了一个kids-with-cameras基金会，帮助这些孩子和其他和他们有同样命运的孩子。

泽娜布里斯基拍摄的这部纪录片《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她是通过这个纪录片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些生在妓院的孩子并让这些孩子得到更多的援助以便改变他们的命运。艺术的边界在这里被扩大了，艺术家所做的事情也不再单纯是完成一部作品，艺术附加了另外的职能，参与到公益事业和社会正义当中。

那麽，让我们重新回到贾樟柯的纪录片〈无用〉无论从影像语言，拍摄手法还是到思想内容它都构不成在当代艺术领域探讨的一个话题。它充其量只能是中国社会的新风俗画的影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