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问题语境中的独立批判——评周斌和余心樵的行为艺术《徽》

早期的行为艺术（属历史前卫艺术）那种身体冲动的政治学隐喻（所谓“身体政治”）发展到现在，已经使行为艺术在当代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文化有效性。因为，在一个身体观念越来越开放的时代，身体冲动的心理学言说已越来越失去它的政治学针对性。以至于今天那些身体冲动的行为艺术，在身体行为能指的自我指涉中，不是走向“意义”的虚无，就是走向“意义”的歧途。我在批评了赵跃的行为艺术《格子》【1】以及众多无意义的行为艺术后，我不得不对周斌和余心樵的行为艺术《徽》【2】予以评论。因为正是象周斌和余心樵这样的作品才呈现出了行为艺术在当代的新的可能性。

2007年10月17日晚上，在“第5届大道现场艺术节――深圳站” 【3】活动中，周斌和余心樵创作了行为艺术《徽》。作品的创作源于诗人余心樵（作品创作者之一）因为组建“中国民主党”而被捕入狱后，诗人的妻子受到牵连而多次遭到警方审讯，审讯时警方强迫诗人的妻子站在桌子上，单腿站立，脚尖踮起，双手后举，成飞机状，直至支持不住摔倒在地。作品的行为是：周斌嘴巴张开，让一枚一元硬币顶在上下牙齿之间，硬币国徽朝外，开始时双腿站立10分钟左右，继之单腿站立10分钟左右，再继之脚尖踮起，直到支持不住摔到地上。行为开始几分钟后，周斌张开的嘴开始流涎，约七、八分钟后，周斌开始出现痛苦表情和恶心、作呕反应，此后一直间断地恶心、作呕，直至行为结束。在周斌整个行为期间，诗人余心樵就在他旁边朗诵自己在狱中写的诗。整个作品时间约半个小时。

这就是周斌和余心樵的行为艺术作品《徽》。作品虽然也使用了身体，甚至还使用了类似赵跃的《格子》那样的对身体的自虐行为（它们只是自虐程度不同），但《徽》与那些身体冲动的心理学行为艺术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徽》使用的各种艺术符号――身体动作、国徽、诗人、诗及朗诵等，共同营造了一种特定的艺术语境（艺术符号关系），这种特定的艺术语境强烈地指涉了特定的社会问题语境，并提示出特定的社会问题――中国当下人权和人性问题，从而产生了特定的文化批判的观念――即作品以当下进步的人文观念和立场，质疑和批判了在今天的中国不断导致人权、人性问题的文化的合理性（我们的法律和道德何以保护不了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作品促使人们去反思中国当下的人权（包括女权）、人性的普遍状况和导致这种人权、人性状况的文化及其历史根源（特别是“文革”的人权、人性历史），以至于作品会在中国特定的人权、人性问题语境中产生文化批判的张力，而使《徽》在现实和历史的双重批判中成为“批评性艺术”（观念艺术）的经典作品。对比那些拿中国符号（包括文革符号）做表面文章的所谓当代艺术，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真正的“历史性”、“当下性”、“本土性”和“民族性”，什么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真正的“迂腐性”、“时尚性”、“风情性”和“殖民性”。

能否进入特定的社会问题语境，是《徽》与那些自我指涉的心理学冲动的行为艺术的根本区别。而如何才能进入特定的社会问题语境？这取决于当代艺术的方法论。那种早期行为艺术的心理学想像方法论显然不适合当代艺术（批评性艺术）。周斌和余心樵的《徽》选择了特定的艺术符号：“身体行为动作”的设计与具体的人权、人性灾难事件有关，又与典型的文革“大批斗”有关；“国徽”与中国人权、法治的指向有关；“诗人”及“诗朗诵”与具体的人权灾难事件有关，又让人必然联想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历史。显然选择这些特定的符号需要严谨的社会科学分析。而对这些艺术符号，《徽》又进行了特定的关系组合（它同样需要严谨的科学分析），形成了能够提示特定社会问题的艺术语言。这样的特定艺术语言必然使作品能够很自然地进入特定的中国人权、人性问题语境，从而使作品能够产生特定的文化批判的观念。周斌和余心樵的《徽》显然采用的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尽管作品的语言分析并不十分到位。如一元硬币的国徽不明显（如何解决需要研究），双手自然下垂和双腿站立的行为阶段又显得多余等（好像是为了诗朗诵而有意延长时间）。但即使如此，它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性质已使作品获得了很强的理性批判的穿透力，从而使作品呈现出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

正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我说周斌和余心樵的《徽》为当代行为艺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个新的可能性就是在具体的社会问题语境中，基于当下进步人文观念和立场的独立批判，而它实现的方法论就是――社会科学。

注释

【1】赵跃《“格子”——行为艺术现场记录》，《雅昌艺术网》2007年6月12日“专题——推荐专题——一位女性艺术家的“行为艺术”引发的思考”栏目。

【2】、【3】《第5届大道现场艺术节１０月１６深圳创库举办》，《深圳艺术网》2007年10月“新闻中心”栏目。

2007年11月25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