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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名潞朱金石12月21日做客美术同盟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高名潞先生今天因为身体的原因临时不能到直播间，今天邀请到两位意派艺术家，一位是朱金石先生，一位是王鲁炎先生。由高名潞先生策划的“意派”举行了观摩展，引起了美术界，批评家各方面的关注。大家不仅对这次展览，作品本身感兴趣，同样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意派这个概念，我想就这个概念请二位嘉宾谈谈你们对这个概念的一些看法。

朱金石：我理解意派是高名潞老师对中国三十年抽象艺术，精英艺术，包括观念艺术的整体的概括性、理论性的探讨和研究。意派通过展览我们可以看到是囊括了70年代初期，一直到今天，从早期风景绘画，80年代初期抽象绘画，以至于90年代各种新绘画，包括装置艺术，整体的展示。我觉得如果从抽象艺术这样的西方定义来看，显然不是意派所提示的艺术风格和流派。我理解高名潞所提出的意派，更多是针对于中国现当代艺术在30年代发生的整体现象的概括。他在比较西方的抽象艺术和其他各类艺术的时候，感觉到中国现代艺术的走向显然并不是紧随于西方艺术主流方式。而是有自己的文化源泉和历史源泉，所以提出意派，我看了高老师写的文章，是从中国这种古典美学入手。但是古典美学入手，高名潞老师一直在强调是复古、反顾的意识，而是针对后现代主义这样解构主义思想潮流提出的非常强有力的挑战。

主持人：这个展览当中高老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意派的艺术并不等于西方抽象艺术，非常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分。而且我感觉到他在强调意的时候，既跟中国传统美学概念发生了关系，但是又不同于西方抽象艺术，更多强调西方抽象艺术在二三十年发展当中，在各个时期这种非具像，非写实抽象具有的现实意义。

朱金石：分两个角度谈比较清楚一些。第一个角度我认为高名潞老师跟今天产生重要影响的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思想理论，提出的一个自己独特的概念。首先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对一个主体的破坏，解构，这个时候高名潞就提出这样一个时间里面我们怎么重建人文主义的艺术。另外一点从艺术风格的划分来讲，西方有意无意的总是把中国现当代艺术规范在他们理解系统里面。比如说把早期的中国风景绘画，印象派，野兽派包括立体主义，包括80年代抽象艺术，放在西方抽象艺术，和抽象表现主义这样的系统里面。也把90年代中国当代主义的艺术归类在观念艺术、或者多媒体艺术，贫穷艺术，或者激浪派艺术这样的系统里面。在今天全球化整体景观里面，区域文化显然有着和主流文化对抗这样的区分，非常重要的现象。我想高老师针对这样两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王鲁炎：另外我觉得高名潞老师提出意派的概念，实际上对另一种观念和价值判断的确立，比如说意派当中的所包含的艺术种类，比如说中国七十年代的写生绘画，和七十年代至今三十余年的抽象绘画，他们所呈现的价值观念，具有与意派相对立的独立意义，也就是说这个价值不等同于60、70年代中国官方主流价值标准，因为他们当时还是以艺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强调艺术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功能。在高名潞先生策划的“意派：中国‘抽象’三十年北京观摩展”，我们看到所参加的70年代学生的这些抽象绘画，都是在中国官方主流价值之外的一些艺术，就是中国官方主流艺术之中，这些是被边缘的艺术。另外意派价值标准独立于西方后殖民，这是意派概念所呈现主要价值观念，我觉得意派意义在于这里。

主持人：因为高老师在意派展当中提出三个观念，强调艺术为艺术，强调背后的一种反主流，反政治性的艺术，其实最早到壁画，高名潞老师将这几种现象并不认为是早期艺术的源头，或者是意派的源头，更多是从玉渊潭画派开始的，因为两位也是当年参与的艺术家，也是在场的。对80年代初的发展，或者意派的发展，他们当时的一些情况能不能具体谈一下？

朱金石：从艺术风格区分来说，7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主要是以写生为主。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家里面，或者在北京的城市工人，郊区做的风景写生，静物写生，或者人物写生这些具体的方法。从具体方法来说，的确它是来自于西方的俄罗斯的前卫艺术，法国的印象派，野兽派也好。这里面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高名潞把这个时期作为朦胧性、早期一派的一种表达方式。为什么，高名潞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他发现这些艺术家在写生过程之间并不是把写生的对象作为他们的目的。也不是像印象派一样把光影作为目的，也不像野兽派把色彩纯度的提亮作为目的，这里面涉及到语言形式上的探索，高老师发现这些艺术家在写生过程中，还是想把自己心里感受表达出来，中国所说的意境，是他们创作的更为根本的目的。到了80年代中国抽象艺术的展开，我们也是参与者，也有这种同类的感受。中国艺术家在这样一个艺术探索过程中，他们在艺术风格上要来自于西方的影响，但是在影响过程之中，也是在不断寻找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我觉得如何概括起来，用意派这个词的话，还是非常准确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以风格作为一个基点，也不是把这种风格的变换作为一种风格的区分。而是把不同的风格归类为一比，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上的描述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更符合于中国现当代艺术和中国自己历史文化的这样一种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