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下一届广州三年展的策展人团队，高士明、萨拉·马哈吉和张颂仁抛出“向后殖民说再见”作为学术话题，这为我们阅读赛义德的《东方学》提供了一个最生动的验证话语力量的工作现场。

萨拉·马哈吉说，当初他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首先感觉到的是震惊（surprise），而后这位温和睿智，学贯东西的学者，为何欣然接受邀请，加入这个策展团队，加入这个起初看起来有些轻浮的话语？

萨拉解释说：在深思之后他看到一种来自亚洲的可能性，即一种以“堪破我执”作为基础的交往模式。在我们已经深知“第三世界”文化如何被复杂地加以构建，并在构建过程以及这种分类法中，潜在地被加以控制的现实之后；在我们已经深知翻译的困难，并且认识到了误译有时具有的创造力之后；在我们的大学号称要始于一种竞争性的友谊，而最终又总是不可避免地终于权力斗争这样一种无奈的事实之后，这样一种来自亚洲的内在开悟的方式，有可能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友谊的基础。

而这样一种亚洲态度将有机会成为对于知识结构方式的一种重启。特别是在“脑灰质经济”时代，殖民时代构建起来的再现和被再现，施与受的关系进入一种更加难于用主流话语定义的情景之后，这种首先点燃自己内心之灯的对话态度，将可能是建设性的。

这里出现的是一种比《东方学》更乐观的态度。在《东方学》中，赛义德对于远自古希腊埃斯库洛斯的《波斯人》戏剧，近到乔姆斯基对越南战争的评论的梳理，更像是一部东方主义话语的指示谱系。这个谱系，或者葛兰西所说的“清单”，向我们呈现的是一系列的审查、掩盖、说服和策略，是表现和抑制的同台表演。

东方主义不但在CNN和BBC的新闻评论提供框架，更提供着电视观众们为理解这些腔调所必需的全景设施。而它真正的训导场所并不是关于中东战事的新闻报道，而是在《Discovery》和《国家地理》频道中对于动植物和未发展文化的声情并茂、兴味盎然的叙述中。有别于骄横的帝国主义政治霸权，这种话语渗透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美术、经济学和大学机构的教育等研究和学术之中，散布在这些声称是自由知识的领域。在划定优先研究领域和话题的时刻，在定义地理区划的时刻，在选择研究的方法论甚至仅仅是引用文献的时刻，一个趣味盎然的东方渐渐被构型，成为分类和兴趣的前提。

这是一个作为欧洲的欲望对象的东方，也是一个可以到达的东方，一个可以管理的东方，更是一个缺乏自我言说能力的东方。历来的东方主义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在这种知识框架中就范于一种优越感，并从优越感催生出一种为沉默者代言的责任感——经常是出于善意的责任感，就像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的“伟大的进军”。

在这种欧洲的责任感中，“东方人”和“人类”形成了一种对立。而这样一种话语，甚至也已经深深地渗入“东方”的自我理解框架中，催生了自我殖民的危险和诱惑。这部清单的贡献在于帮助我们看清文化统治结构的运作细节。特别是要认清：号称纯学术的和善意的个人话语如何在帝国想象之内提供着感性材料。但是在建立这种理解之后，真的能够使我们从对于帝国主义隐性统治的忘却中前进一步吗？作为一部对话语的遮蔽史进行揭露的清单，更多的初读者会感到的是绝望：控制既然如此无所不在，甚至我们的身份都是在这个框架之内被给定的，那么出走如何可能？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对于提供一种东方主义的替代方案显出了笼统和空洞。

赛义德在其后的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倒是很明确地提出了“对位解读法”、“年代错位法”等等，作为超越东方主义的毒害的方法。但也不过是要求一种更完整地阅读历史的视野：在叙述法国历史的同时，要看到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在阅读19世纪的法国历史的同时，请你参阅胡志明主席的宣言，等等。他甚至具体到要求重写经典、收回命名权等写作技术上的策略，并相信从帝国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摆脱出来是可能的。

在赛义德写作《东方学》的1978年，冷战依然是世界上的主要冲突根源。尽管冷战同时也渗透着东西方想象。圣经地带和石油国家从来都是冷战中兵家必争之地，这不但是想象的也是现实的。而在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发动的伊斯兰革命之后，由僵化的文化想象进一步通过好莱坞确定了一个邪恶的东方形象，这将再次影响到政治选择，正如对埃及的热爱曾经激发起拿破仑的冲动。30年过去了，情形甚至于更加令人悲观。既然《东方学》以系谱学方式展开的揭露没能解决问题，甚至于《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具体建议也未能奏效，于是由萨达姆和本·拉登和乔治·布什一起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