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与水墨有关-----一次当代艺术家的对话”展览在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与观众见面了。从展览宣传所营造的气氛可以感受到，全球化格局是这次学术活动的背景，加强中国当代艺术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和进一步突出中国当代艺术的民族身份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展览力图从水墨入手，找到一种既能摆脱西方文化的束缚，又具有民族标签的艺术表现方式，即卢缓所说的“中国式的语言方式”。

展览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注重当代艺术家对水墨探索状态的原始呈现。通过水墨的牵线搭桥，水墨画家和油画家已经冰释前嫌，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冲突面前形成了统一战线。这次展览气氛略显有些寡味，如果我们从展览中艺术作品的呈现方式和作品的创新性上来看，更多的是平淡的、停滞的、甚至是倒退的。总之，观众的心情从期待中跌落下来后变成了一句责怪的话：这次展览与水墨有关，但与当代艺术的发展无关。也许我们对大艺术家的要求不能太高。

这是掌声寥落的一次形式主义对话，是为与西方主义对话而进行的一次对话。这次对话在水墨形式探讨过程中固步自封，在对当代艺术的发展前途上缺乏实质性关注。“与水墨有关”的策展人鲁虹将水墨作为单纯媒材，并以此为线索顺利完成跨越文化界线作品的历史性整合。但是，这次展览中水墨艺术的语言表现，不过是对二十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水墨画探索的又一次演练而已，更多的是对已取得的经验和成就的复述。如果只就作品的组织而言，也许叫“水墨探索回顾展”更为贴切些。

与众多热闹的展览相比，“与水墨有关”多了几分冷静和严肃。在这浮燥的时代举办这样一个展览，可以看出策展人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责任感和卓识远见，但这并不能掩盖这次水墨活动中的缺陷。站在水墨活动的历史前沿，听不到李小山当年的声音，看不到谷文达昔日的影子，甚至我们还可以从展览中窥见当代现实创作状态的消极和颓废。艺术家可能在对传统的背叛中获得表现的自由，但也容易漏掉本民族中最为闪光的东西。“与水墨有关”刻意与传统保持着距离，警惕地盯住笔阵墨法不放。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同在四川美术学院院内的重庆美术馆这两天正在举行“李伯安画展”，这是不是冥冥中伯安先生在用《走出巴颜喀拉》告诫当代水墨艺术不能偏离传统太远，在用笔墨的方式诉说中国画语言的魅力无穷，在用求死的代价换来的真诚、执着和甘于寂寞指导我们化解洋为中用的深层困惑。

这次展览在策划上回避了艺术表现内容的思考，也极力躲闪作品精神内涵方面的具体关照。艺术作品仍然囿于传统视觉经验的沾沾自喜及中国神秘视觉文化的晦涩探索。部分艺术家沉浸在对自然人伦的超脱或批判的心灵需求满足中，迷失在玄秘领域内开疆拓土的文化追求需要上，全然不管赖以生存的语言环境已经变迁的具体情况，只是在宣传广告上含糊其词地提到要加强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以及“构建和归纳出一个崭新的‘水墨’情境”。也许是出于要让油画家和国画家能在对话中有共同语言的折衷考虑，水墨这条线索无形中沦为一条形式主义绳索，在失去指导思想的混乱中将作品捆绑了起来，消解了作品群组后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这种与现实的脱节和对责任的逃离压缩了作品的意义空间，艺术家退回到了个人创作的自言自语状态中。这次画展实有“旧壶装新酒”之嫌。

对时代感的忽略和精神内涵的漠视在这次展览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依靠水墨图式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外观包装以进行民族身份识别的意图一览无余。这种行为不但让人产生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自卑感在加剧的错觉，而且使得水墨艺术继续站在传统与“他者”之间不知所措。“水墨”两字的最初运用本身就透视出一种民族心理：一是与西方文化对抗；二是对传统文化的厌倦和自卑。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将国画家说成是从事水墨的艺术家，也能将水墨与水墨画概念区分开来。林风眠、刘国松、朱德群、赵无极等具有两种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理解和中国传统视觉语言的发挥令没有文化根基的追随者只能望其项背，20世纪末深受其影响的“新文人画”和抽象水墨实验将水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演绎得更加复杂。形式的铺陈并不是困扰水墨表现艺术家的最大问题，因为有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博大的精深的笔墨技法作后盾。倒是摆脱文化的思维定式和僵化模式、寻找“将过去转换成现在的有效方式”才是他们的心头块垒，这也是当初水墨画要做出一付与传统中国画断绝关系架式的真正原因。要摆脱传统，首先得进入传统，李可染先生曾将“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能力打出来”作为他变革中国画的座右铭。另外我认为反叛也是一种继承，虽然形而下的表现形式在怀疑和否定中不断流变，但是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和艺术精神却是恒定久远的，反叛的最终目的还是落在发展上。当展览停留在对水墨形式关注的表层后，我们发现艺术创作离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