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善鉴者不书，善书者不鉴”之说，此言可谓不无道理，但又并非绝对，因为既善书，又善鉴的古代优秀书家并不鲜见，像米芾即为最典型之一例。但即使是他这样的书法大家和鉴评大家，有时在他口中也不乏偏激之论，这当然与他的个性、艺术观点等大有关联。而后世人对他的评价亦见仁见智，各说不一，由此可见，作书难而赏鉴尤难！至于此种细节，因不是本文讨论之重点，故不一一。

而提及当代书法批评(包括创作批评、理论批评、书坛现象批评和书法批评之批评)，就不免引出很多话题。

由于当代社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外加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书人功利思想的泛滥，使得当代书法批评步履维艰，不尽人意。具体表现为两个“杀”字，

即“捧杀”与“棒杀”。可能目前“捧杀”更甚于“棒杀”，因为“捧杀”尽管也是“杀”，但“杀人不见血”，而被“杀”者大多只知其“捧”，不知其“杀”，大多乐于接受，因此，虽然“捧杀”之风愈演愈烈，甚至“人仰马翻，血流成河”，但众多“被杀”者并不见有明显的觉醒，反倒在各种“过誉之词”面前，欣然接受那些骇人的封号与头衔，仿佛“大腕名家”，俨然“一代宗师”。

而“棒杀”则不然，哪里有“棒杀”，哪里就有“反抗”。且因“棒杀”之角度、力度不同而“反抗”程度及方法亦各有不同。依笔者之分析，凡“棒杀”，大抵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因人废书”型，一种为“因书废人”型。

“因人废书”型体现为，或被“棒杀”对象不是自己“流派”或“主义”内者，即使人品不成问题，但因主张不同，风格有别，为争夺书坛“权威”计，故“杀”之；或因被“棒杀”者人格操守多有缺失，即使书艺可观，亦不得不“杀”之。这就与书史“封杀”蔡京、秦桧等奸臣之书相类。但无论如何，“棒杀”是要担风险的，尤其是同时代人互相之间，此情尤甚，一不留神，就“官司”缠身，口诛笔伐，你来我往，纠缠不休，“火药味”十足，有的甚至会演化为互相之间的人身攻击，像上世纪90年代《青少年书法》上因“王镛、郭子绪”的所谓“章体书法”而进行的那场周(俊杰)李(尚才)论辩，就令人至今记忆犹新。而事实上，那种人身攻击式的“争论”不论以哪一方“败阵”而告终，本质上都丝毫无助于良好批评作风的树立。虽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搞得太过离谱，也就只能给人们留下一个笑柄。

其实，在书法方面，提出批评与对待批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本质上来讲，批评是对书法创作(也应包括书法理论)的呵护，是一种更深更高层次上的补充与延伸。真正的书法批评绝不是那种不顾客观事实的信口开河。而是对某一书家和某一作品的全面而客观、理性而正确的评价，是一种欣赏信息的良好反馈。对从事批评者而言，要具备较高的审美眼光和艺术修养以及职业良知。而对被批评对象来说，更需要一种豁达，一种胸襟和气度。如何批评以及怎样正确对待批评，则能够反映出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艺术品位与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