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德行加上纽约人德行
胆大妄为，无所拘束，雄心勃勃，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是不敢做的。这就是谭盾。“湖南人的德行。”他给自己下着定义。
22岁时，在中央音乐学院读大二的谭盾暑假一个人憋在教室里，写了他平生第一部交响乐——《离骚》。在这部试图诠释两千年前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里，他动用了很多板鼓、箫等民族乐器，当时这是很出格的事。“我的老师当时很不满意，说你有这么深刻吗？你有这么多牢骚要发吗？后来这部作品得了一个大奖。”他笑开了，微微有点得意。
“大概是湖南人的缘故。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被教育要有精英文化的抱负，要学文人的气质、气度，这是地域教育的基础。
“我成功的根源，对我而言，就是创造性。但是创造性的来源是非常艰辛的，要全面地学习，也离不开土壤。我觉得自己蛮幸运，一直有很好的土壤。
“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农民。‘文革’之前，跟着外婆在湖南乡下长大，在中国传统的儒教伦理、农民非常朴实的真善美环境里长大；青少年时期跟着父母下乡，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和苦难。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是离不开苦难的，没有尝过苦难的人不会有抱负。有的人会失去理想、信任、信心，人生的一切都被摧毁，有的人则会底气更足。一个艺术家经历‘文革’，就像观看或者参与一部大歌剧，让你看到了一切。当‘文革’结束，这个国家的精英要在废墟上重建理想和文化时，我们多多少少又参与其中，中国最活跃就是这个时期。”
无论湖南，还是北京，都容纳不了这个嚣张、创造力过剩的灵魂。1986年，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之一的湖南青年谭盾，拎着一箱足够用3年的卫生纸（有人跟他说纽约的卫生纸很贵），带着一颗“要来改变西方音乐”的野心，昂着头颅去了纽约，
纽约聚集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各色人等。谭盾在艺术家聚居地格林威治村一住就是10多年。“全世界的神经病都在那里，你知道有多神经吗？你身边忽然冒出来一个人，你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竟然，他怀着的理想和你一模一样！”
在一大堆来纽约追寻伟大使命的“神经病”、笨蛋和天才中，也有一批来自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留学生，来自北京的艾未未、陈凯歌，来自台北的李安，来自上海的陈丹青、陈逸飞……一群新波西米亚人，在那里寻找他们的出路和梦想。
“那个时候，我天天和艾未未泡在一起。大家都很年轻，也很穷。但是所有的人都很有抱负，一种非常狂妄的抱负。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我感觉，这种很强的使命感，和毛泽东他们在上海成立共产党的使命感是一样的。我们出去留学，是为了中国去的。
“纽约非常有意思，它永远在向你灌输——从地球上看世界都不够，一定要从宇宙看世界。而在中国，永远只告诉你让你从中国看世界。我觉得，从中国看世界，你就不会这么爱自己，只有从世界这个角度讲，你才会更爱自己、珍惜自己。”
文化的创建，需要大舞台和大气候，而慷慨的纽约给予了他们一切。这批当年流浪纽约的华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如今都是活跃在中外文化艺术领域里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自由、独立的风气带回了国内。
“我们对西方的学习很扎实。我们在西方学完之后，各人都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贡献。中国很大，但是，对中国当代文化产生重大冲击的人，大多是来自纽约的留学生。我觉得，全中国都应该为有这么一批人感到自豪。
“湖南人和纽约人都有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虽然纽约人很富，在物质和文化上过得舒舒服服；湖南人很穷，有时连辣椒萝卜都吃不上。但是，他们都没有仅仅生活在世俗的状态里。妈的，说白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人都有一种超越俗气的潜能。”
湖南人的德行，加上纽约人的德行，成就了一个如今的谭盾。狂妄，自由，随心所欲，追新逐奇，又不乏实际，紧紧把握住市场的需要。
“我一刻都没有怀疑过自己。你说我是自信也好，狂妄也好。我在内心是个极度浪漫的人。人一定要浪漫，才能超越世俗生活。只有超越世俗生活，才能够创造。”
“没有批评，我就慌”
人物周刊：在音乐上你就这么自信？
谭盾：你觉得我自信吗？其实不是自信，是一种对音乐的狂妄的热爱。如果还能选的话，下辈子我还做音乐。有哪个律师或者别的职业的人，会这么说？
音乐就是我的宗教。我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30多年一天都没断过。每天写作就像打坐一样，不做就不舒服。工作时，我的身心处于一种最健康的状态，感到最舒服。
人物周刊：那么，那些针对你的批评呢？你真的不在意吗？
谭盾：我这个人一直是在批评中成长的。我受到的批评越多，我学到的东西越多，我的翅膀就越硬，喜欢我的、支持我的人也就越多，我就怕没批评。（倒吸一口冷气）没批评，我人就慌，就会（怀疑）是不是我的东西可有可无，就担心我的作品没有生命力。
人物周刊：这种批评如果是来自业内的权威呢，譬如《纽约时报》这样的？
谭盾：我在纽约差不多待了20多年，《纽约时报》几乎天天事事处处都在骂我。这很奇怪——有人说，为什么你倒越搞越大，怎么回事？在中国，也是这样，一会儿来个卞祖善，一会儿来个什么人。你看，骂我的人都消失了，我还存在。事实上，我听到的表扬比批评多得多。
人物周刊：在糅合中西方艺术方面，你觉得自己强在哪里？
谭盾：关键不是这个问题，也不是结合东西方的问题。这些都不是问题。
人物周刊：那什么是问题？
谭盾：问题是，你一定要很诚实地用你自己最熟悉的文化和知识积累去创造，主要是有底蕴的、有来龙去脉的、能呼风唤雨的标新立异。厉害就在这个“呼风唤雨”的。
人物周刊：但你现在的很多大制作，都是命题作文，是主题先行的。
谭盾：我跟你说这个命题，他们只是告诉我制作什么东西，譬如大都会委托我去做一部歌剧，没有限制我具体去做什么。
人物周刊：那电影配乐呢？
谭盾：那只是我创作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我有百分之百的余地。我惟一接受过一次命题作文，就是1997年为香港回归做《天地人》。之后，我再也没做过，我也不后悔。
受委托创作，每一个真正的职业音乐家、画家都是这样的，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毕加索的每一幅画都是别人委托的。而且，我很多时候这么做，不是为了钱，现在金钱对我来说是小事情。关键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机制的平台，能让我有一次机会去改变世界。
人物周刊：也成就了你的个人抱负。
谭盾：对。现在，美国芭蕾舞剧院、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基洛夫芭蕾舞团3家委托我做一部芭蕾舞剧。他们给了我很多很多钱。但是，就是没钱我也会替他们做。他们给了我一个平台，让我创造历史，给我机会去挑战历史。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很过瘾？
谭盾：那当然。我现在正在想这个事情。到2011年，我就是想中国能真正有一部能改变世界芭蕾舞机制、体制和文化的舞剧。这部芭蕾将会在世界所有芭蕾舞团上演，就像《秦始皇》一样。
人物周刊：除了这种征服天下的抱负，你的音乐要表达些什么呢？
谭盾：我的东西都很个人。个人的东西，体现在诠释的角度。其实，这个题材还是那个题材，东方也好西方也好，都无关紧要，题材不过是捷径，让别人更快接受你。更重要的,是音乐本身的创造性，音乐语言的发明，新的戏剧手法和戏剧语言的发明。是不是？关键是艺术形式上要有空前绝后的变化和革命。否则，你去做什么呢？
有时候，纯形式感的创新比内容更重要。对没有内容的纯形式感的欣赏，肯定是存在的。没有好的形式感，内容只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是不是？最困难的是怎么去发明和追求一种完美的形式主义。这很难很难，需要个人人格、艺术修养、品味、恰到好处的训练，还有灵感，方方面面。
人物周刊：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自己？
谭盾：没有，真的是一刻都没有。我有时会觉得时间不够，力不从心，还需要更多火候、更多时间去完成一个作品。《秦始皇》做得比较充分，我个人觉得值得。现在的这个社会经济结构，已经不允许一个人花10年时间去做一个东西，千百年去造一个塔。但是，有人可以做到，譬如政府、资本家、艺术团体，像大都会歌剧院这样的，他们花了很多钱，但是他们很高兴，因为全面成功，投入几百万美元，票房就一次性地收回了全部投资，而且他们收到的捐款是票房的好几倍。《秦始皇》所创造的经济效应，就是能再造十几部这样的歌剧。
人物周刊：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年少时那些狂妄的理想，你都实现了？
谭盾：对。现在还在继续。
(责编：舒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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