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这是一套规律，这个艺术是经典伟大的，你不能随便触碰的，有一种敬畏之心。这套规律经过很长时间经典化的过程，这些艺术品变成经典化了。但是舒勇一般的前卫的艺术跟这种观念是不一样的。他其实是不断追问你的价值观，跟你艺术作品本身有不同的互动追求，不是高高在上的那种。你看那些艺术，我们现在说的博物馆里面艺术，或者是美术馆里面的艺术都是高高在上的，把它经典化了，你这个人没有艰苦的技巧是不能去做的，这些技巧一般的观众是不可企及的。同时这个作品本身有一种神圣性，这也是不可企及的，这么一弄艺术和人生中是有很大的距离感。你就会发现美术馆一定有很多摄像头。又是美术馆又是像监狱一样，看《疯狂的石头》经常看到盗宝这种现象。看钟楚红演的《纵横四海》里面都可以发现博物馆艺术都是神圣不可企及。但是现在这些艺术，它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说它的展出方式不一样，它跟公众之间离得更近，然后他也跨越所谓艺术家的范围，舒勇做的就是打破这种边界，舒勇始终是紧密结合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变化。他从十多年前做艺术开始，到现在是始终紧密在日常潮流中里面，抓住生活的元素，把这些元素就变成了自己的艺术。这样的话，公众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神圣，那么高高在上，产生两种心态，一种是有趣，值得探讨，另外一种就是这个玩意我也会做，没什么大不了。现在大家一想过去的伟大艺术家，五六个月才能完成一幅油画作品非常不容易，这个要十年二十年的功力，每一笔都是有来历的，觉得舒勇这个是乱搞的。我觉得这个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确实打破了艺术和生活那么强的界限，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实际这里面有更复杂的一面。怎么样用艺术来思考生活，其实这种所谓观念上的复杂性，就是比那些艺术更难操作，那些艺术比如我积累十年了，我就能做了，我看见一个人我就可以画。我看见舒勇这个人在旁边，我就可以画出来，这个经过很长修炼，但是这个修炼不是观念上，意识上的变化，它是一种程序上的。比如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就可以画出来，但是这种艺术，现代主义以后，到了后现代以后，这个观念的成分越来越增多，创意的成分越来越多，这样使艺术可能在技巧上很容易达到，但是实际上这种观念的思考，这种观念的追问，它实际上才是更复杂的过程，它是一个人怎么样更自己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艺术传统之间产生碰撞，对话沟通的一个结果。所以看起来很容易，特别是这些技术手段大家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上技术手段看起来容易达到的东西，反而在观念，思想非常难达到的东西。我倒觉得这种艺术，公众对它所谓的震惊，或者不习惯，不认同，恰恰也是一种不认同的观念。我觉得舒勇十多年的工作不是白做的，十多年做的工作，实际上也给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间，人们的观念价值，思考的变化留下了一个历史的见证。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挺大，这个事件是把它更加戏剧化推在大家面前。

舒勇：刚才说的人们对当代艺术的不理解，一旦跟日常的美术审美有差距，必然引起争议。我觉得看似真的很容易的作品，不是很容易做得到。像我在珠三角老板的办公室吹泡泡，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说服他们，接受我在他们办公室里面吹泡泡这是很巨大的工程，而且他们这些人是低调的人。我采访了400多个企业家，而且最终拍的只有一部分，而且很多相机都被砸了，这些事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不可能完成这个作品。这个不是photoshop做的，我的感觉是这个造成一个事实很有意思，恰好这个展览是永远进入不了艺术史一个事情。我保持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当代艺术的特征就是开放包容，有胸怀，还有一种参与性，不像传统艺术的所谓的经典和所谓的高高在上，所以被砸也有可能在里面吧。

主持人：随着当代艺术的多元化，尤其是普通观众都在质疑艺术的底线在哪？你做这个作品，很多人看来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不是艺术？艺术的底线在哪？艺术和非艺术界限在哪？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舒勇：艺术的底线我这么看，它没有艺术的底线，只有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我。用我的艺术不断挑衅一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时候跟社会的一种博弈。如果跟社会交流，博弈，这个是艺术家需要用智慧去发现出来的，否则你的艺术作品就是在体制内的乖孩子。艺术应该是真正在和谐里面作为一个不和谐，所以我觉得可能像一个寄生虫一样，我的作品寄生在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之上，但是并不是寄生之后就完全变成一个蛔虫一样，这是一种很健康的寄生，这种寄生是有意思的东西，这是我追求的，所以我希望跟社会合作，可能因为我的方式造成不合作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合作和不合作之间看怎么对待。所以我认为艺术可能没有什么底线，但是触及到某些底线才反映到艺术的一些底线。

张颐武：等于这个东西就寄生了。寄生像一种动物，叫牛虻，它老盯着牛刺激它，牛虻这种动物，小的看起来但是它附着在庞然大物身上。这个艺术家的意义就在于像牛虻一样的生活，寄生在牛的肌体里面。它是依赖牛生活的，但是又不断刺激它。所以舒勇一方面是触动一种平淡生活，从这里面引发的一种东西，就是所谓的中层阶级中挖掘的东西，不断的刺激，说你该这么生活吗？有一种当头棒喝的东西。我倒觉得艺术和生活之间肯定有界限，但是这个界限是怎么划定的，很难说，通过艺术家不断的越界，不断的反思达到新的可能性，这个里面很难说，肯定是有不同。但是这种不同的界限设在哪，这是不断通过艺术家的工作，大家看到它在不断变化。所以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他刚才说的很有意义，有法律的这些底线，那么艺术本身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在移动的，很难固定在这，通过艺术家不断的努力，一方面在界限里面发挥到最大，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思不断跨越这个界限。现在公众大家都在学习，艺术家在不断学习探索，公众也在慢慢成长适应，原来这个叫见怪不怪，现在看这个不奇怪了，公众现在也开始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奇怪了，也开始适应现代艺术，或者前卫艺术的一种生活。前卫艺术一开始是太怪了，洪水猛兽大家气得不得了，现在大家越来越学会跟前卫相处了。

舒勇：我觉得是相互修正。社会的修正也很好，被社会各种人修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修正之后可以大家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我是期待的。一个人真正被世俗化可以获得一种世俗的力量。世俗是一种真诚，现在越来越缺乏一种真诚，这个对我特别重要。希望回到特别的世俗里回到最后的真诚。

主持人：作为普通观众来说，现在大众审美水平来说，如何欣赏和它友好的相处，您认为应该怎么办？

张颐武：第一条就是见怪不怪，不必大惊小怪，艺术家做这个事没什么大不了。首先有一个平常心，因为有一个社会价值观，已经极度多元化了，现在大家不必把自己的观念固定在过去的观念里。如果换一种思考角度，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大家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平常心来看待。另外一个就是慢慢我觉得通过对话你也要加入一点，你不喜欢可以表达，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加入艺术家之间的讨论。像舒勇这样的艺术家很渴望跟大家交流，特别是舒勇能够煽动观众参与，能够排斥讨厌不喜欢。你有平常心首先容忍它，先不着急砸，先有一个讨论空间，然后你慢慢学会跟他相处，然后再谈，比如对艺术进行更高更深的讨论。

主持人：好了，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各位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