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与反叙述-----读瓦兰的诗

http://arts.tom.com 2003年10月15日来源:网友提供刘自立


有人说,今天是叙述的年代,一切写诗的人要叙述了。这个观点听来好像很有一点时代气息,但细心一想,好像并非如此。何以叙述不是一切写作的要素,和反叙述不是一切写作的要素一样,二者本为一体,缺一不可也。所谓叙述,是说,一维的语言和一维的世界对应,你叙述的事情和语言的表达是一致的,没有任何歧义的,于是,读者随着你设想的线索一直走到底。这样的写作方式应该说是很古老的,不古老,也说不上现代。因为人们早就对用一维的语言来仿造一维的世界心怀不满。人们在上个世纪初就开始探讨用语言的多维性来对应世界同样的多维性,以至于所谓诗化哲学,多成为语言多维化实验的重镇。于是,在近现代的诗作中,人们很少会发现绝对的叙述主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换言之,一一的对称的世界一旦改成一和多的对称,叙述就捉襟见肘了。这个道理在我们中国哲学里更是这样。一首诗的形成,除非你看到的是最早的文本,不然你就没有任何可能将某一文本看成是"元"文本;就是说,一首诗的文本叠累和他的于时俱进的内容含义,呈现了多元化的叙述角度,叙述的转折和叠加甚至转义,成为文本的必须。

另外,文本体现的所谓的客体,究竟是否客体,至少今天的人们是很怀疑的。这个说法当然也不自今日始--驰名的移情说,就是一例。这意味着叙述的中断和非线性的假叙述和反叙述的形成之必要。在映证这样的诗歌实验时,我们看到了瓦兰的文本。他的诗歌在应用叙述和反叙述方面应该可以有借鉴之处。瓦兰是懂得叙述的艺术的,这一点首先要加以确认。我看到他的诗在表面上看,都是在讲"故事"。但是他讲的故事是诗歌的开始--而非诗歌的结束--这就是说,他的诗歌恰恰是在散文结束之处开始--这是八十年代的诗人人所皆知的一个原则。我们引用他的一首诗加以说明。

村里人戴着狐皮帽子,围坐在灯下屋外,大雪飞扬

他们猜测新生婴儿和雪的关系并议论他带给村庄的吉凶

直到后半夜,孩子还未出生大雪把村子埋掉了一半

村里人开始不安他们焦虑的脸渐渐碰到一起

--《阴影》

这首诗初读之下就已经感动了我。首先,是他讲故事的假叙述氛围。按照这样的一个情节和语势,诗人似乎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发生在千家万户的最为常见的故事。但是事情根本不是如此。于是,接下来,诗人将文本的线索引向多元的方向。这里面产生了叙述功能无法做到的诗意表达。这个表达是诗人开放性感受和思索的结果,也是他的初衷。如果一定要进行某种解释的话,她应按照诗歌的规则而不是散文和小说的原则进行。一个孩子生与否,说明了时间上人的生命和大自然的冲突--大自然是没有时间的,如果说她有时间,也是她们的时间,而不是我们人类的时间--更不是某一个家庭赖以繁衍子孙所需要的时间--这样,诗歌的时间在文本中,就产生了非一元化的文字走向。

孩子的时间,是在他的生命的以前,还是以后,这是诗歌的一种时间;第二种时间是,他的家人所期待的时间--就是孩子降生的时间--这个时间被悬置起来,是为了诗歌的而非叙述之必要;而与之比照的是雪的时间,雪在没有人性的地方参与了人性,是按照诗人的关照来加入进来的。而雪的最终出现,是她将时间加以停顿。而雪的画面代替诗歌叙述的作用,是她的人格化和她的自然化的双重结果。因为,雪,即使是雪,在诗人这里显然是很不够的,她必须要进入人和雪产生的某种关系,等等。于是,在瓦兰这里,诗歌的全部手段在于规避叙述或者仅仅是叙述的原则。(我不禁想到我见过的凡高的[吃土豆的人]的原作--那是一种写实,还是一种凡高式对现实的幻化呢?)

当这个写作方式确定以后,我们再来看待瓦兰的其他构思,就会变得较为明确了。在他的诗歌中,诗人的期待在人与神之间倍感困惑。(一如前述,诗人不能满足于一元化的诉说以解释和释放他的精神,那么,他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创造一个和这个世界即同又不同的诗世界;而我们的现实世界让人失望甚至让人沮丧。按照这样一个层次,瓦兰在诗中引进了他的偶像。)他的偶像是一些带有神的气味的动物--如虎,羊,鹰等。因为上帝在诗歌中和现实中的式微--抑或根本就不存在,偶像崇拜可以弥补诗歌的精神走向。这类尝试古今中外皆然,只是我们看到在瓦兰这里,他有他自己的方式。现实的困惑引导他走向偶像的寄托,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他看来,虎的出现,是虎的精神而非虎的具体。固然,我们在布雷克和休斯那里也见过这样的虎和鹰。但那是他们的虎和鹰,是在他们的现实和超现实中的映现--这和他们的人的命运之神,多神和一神之教义甚至非教义有关--而我们的汉文化里,宗教的,神话的踪迹何在?我们只能在诗化的文本中来虚构这样的教义,因为我们没有他们西方文化的思索和写作优势。这一点诗人是自觉的吗?他的上帝,修女,甚至玫瑰和茨冈女人都是他的弱项,因为他们没有本土,并不纯粹。

在没有上帝的国度里,要想逻辑地取得叙述的准确性本是本末倒置。瓦兰好像对此颇有同感。我很欣赏他的几句诗,如:"神和虫坐在不同的地方/你在惟一的小径走到尽头"。如果瓦兰走进城市,他很痛苦。如果他看见了神,在虚无缥缈之中,他也很痛苦。于是,他想到了"亮度"。瓦兰的路径--他的叙述,是无法在他的城乡之间,神俗之间,说与不说之间加以沟通的,叙述在这里呈现了断裂--继而进入诗。(虽然,他的诗的准确性和创造性还未达于极境。我所说的极境,是指诗的完成是在一个字也不能改动的情景中脱颖而出。这个要求也许只有我们老祖宗才能做到。这也反映了新诗的脆弱。)

于是,为了捕捉这样的偶像,瓦兰的精神回到他童年的农村记忆中去。虽然他的诗有时也涉及城市和城市文化,但是那一部分很虚弱。农村的偶像崇拜比起城市总是强烈一些。伴随他的动物偶像,另一个主导意象是他的恋人。他的恋人是一个真实的人吗?在何种意义上她是真实的,在何种意义上她是虚设的?在并不需要对应而需要展开的诗歌文本中,他的恋人的存在和他的诗歌偶像--动物的存在之界限,往往可以抹掉。诗歌的走向在一种看来很不确定其实早已构筑的形式中,每每重复他的表达效果。这种表达方式让我想起余光中在他阐述十四行诗时所说的,类似中国古文中的转承启合。

是的,瓦兰的短诗也是这样安排的--他每每有一个看似叙述的开始,但是很快,这样的叙述就被大片的空白和隐喻所替代而变成一种很抽象的所谓的"合"。他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是可以解释一切又留下大片空白之处,以满足那些不喜欢看结局的读者的诗意化追求的。如果不那么较真的话,瓦兰的诗歌有形式感。但是这样的形式感的确切性如何,却是仍然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任何一篇文章里,散文里甚至小说里,人们照样可以如此行文,以求其形式感,更不要说那些传世之作了。当然,这不是一两个诗人可以轻易加以解决的问题。诗歌的形式化和其体制之建立,好象不是一两代人可以达成的。起码,在瓦兰这里,他对于启承转合的考虑,还是大致达到了他的传达之目的的。这也许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求索。

当然了,瓦兰说,这组诗歌是他实验诗歌中的一种而非全部。那么,我们希望看到他的其他实验,做个小小的期待吧!

[瓦兰诗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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