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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没有人能预料到，媒介在今天的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竟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政治家赢得民众支持，商家推销产品，少男少女圆明星梦，学者扩大知名度、传播自己的思想，都需要投靠媒介。今天的社会是地地道道的媒介化社会，几乎一切公共性的活动都是经过媒介处理的、被媒介化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认为，不经过媒介传播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即使有，也无足轻重。打个比方，一个地方发生了五万人的大规模游行，但没有任何传媒加以报道，另一个地方只有五千人游行，却被许多重要的传媒突出报道，哪次游行的影响大——包括对政治家的决策的影响，对引导和塑造大众舆论的影响？
媒介权力大了，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也就迅速成为“显学”。一般所谓“媒介研究”，主要是传播学与新闻学，它们无疑是国内起步晚而发展快的“暴发户”学科。就我的阅读范围形成的总体印象是：国内新闻学和传播学有两个重心，一是突出强调意识形态性，以做好“喉舌”为己任；二是集中关注技术性，定位在教人怎么做节目，如何进行具体操作。相比之下，批判性的媒介研究(critical media studies)或批判性的传播学研究(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几乎没有。在我这个非专业的人看来，批判性媒介研究的根本特点与使命在于揭示权力和媒介的关系：媒介如何被权力渗透，媒介如何为权力服务，权力如何借重媒介，媒介如何将自身发展为一种权力等。
事实上，媒介的权力常常是扭曲的。一方面不能发挥正常的舆论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则可能出现舆论作用膨胀越界现象。后一方面如刘涌案。虽然在这个特殊的个案中，媒体对于司法程序的干预起到的是正面作用，但这种越界行为暴露出来的另外一面，还是法制的不健全。我们不能保证媒体的越界在任何情况下都起正面效果，事实上，现实和历史提供的恰恰是大量反面的例子。
因为舆论越权，又因为媒介的权力无处不在，批评就尤其重要。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信息海洋中，这是现代人无法选择和摆脱的“宿命”，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理性地、批判性地对待媒介提供的信息，而不是盲目接受一切。但指出这点容易，做到这点难。从主观上说，谁也不会愿意成为媒介的俘虏，关键是：我们是否拥有批判性解读分析媒介的能力，这需要我们了解媒介的运作机制、影响人的方式等专业知识。这就是批判性的媒介理论所要完成的使命。
李岩的《媒介批评》是我见到的很有分量的研究著作。作者在“代序”中明确亮出自己的评判立场，“批评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它的揭示与反思”；“如果说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是有价值的，没有比提供批评的思想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因此，可以说批评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责任，也是知识分子生存的理由”。具体到媒介批评，“媒介批评的研究立场是一种揭示的、反思的、自我反思的立场”。“媒介批评的角色就像是医院的一台透视仪器，探视媒体——社会的肌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网络，并且用一套批评的话语给探视结果予以扫描，提供思考和反思的问题”。
但是，把批判立场有说服力地运用于媒介实践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仅有批判的激情还不够，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掌握与媒介相关的各种专业知识。由于媒介研究的跨学科性，这种相关的知识领域显得非常广泛，掌握起来绝非易事；其次，必须把这些知识灵活地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应用于对媒介实践的分析；第三，掌握大量典型的媒介实践案例。
显然，李岩具备上述三个方面的素质。从知识的积累上讲，她利用的理论资源几乎遍及20世纪人文科学所有主要理论和方法，如符号学、叙事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及女性主义理论等。比如对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激情燃烧的岁月》两部连续剧的女性主义解读就非常精彩。一般认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影片，对于片中那位受到丈夫虐待的女主角梅湘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是本书通过对影片中反暴力方和施暴力方的性别角色及其在剧中功能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虽然家庭暴力的第一受伤害者是女性，但是影片给我们的提示是反对家庭暴力的主要力量是男性。”“观看效果对于女性而言，加强对男性暴力仇恨的同时，也接受对男性(反暴力)力量的认同。”此外，影片中的梅湘南是一个合乎男性中心社会标准的贤妻良母形象，对于这样的女性施暴实际上也是对于男性社会及其标准的挑战，这就使得该剧的所谓“反家庭暴力”主题显得更加暧昧起来。
在解读《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时候，作者把女性主义分析视角与对革命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剧中的大男子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借重关系，使得这种落后的大男子主义变成了进步的“英雄主义的赞歌”，使得“从属男性－英雄与从属革命、从属主流意识形态统治联系在一起”。影片中的石光荣既是男性又是“首长”——革命的领导者，因此，服从这个男性的性要求与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被人为地焊接在一起。投身革命事业的女性在面临革命和爱情的矛盾时，自然要把“革命”(政治)放在首位，而牺牲爱情这样的“个人”行为(实际上是革命话语强迫下的非个人行为)，这样的叙事过程，其实是在革命话语中成功实现了女性从属地位和女性牺牲的合法化。类似这样的批评，既立足女性主义，又具有超越女性主义的卓越眼光，在《媒介批评》一书中比比皆是。
总而言之，这本书显示了20世纪人文科学成果对于媒介批判的有用性，增强了我们批判性解读媒介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对于专业知识分子，而且对于“宿命”地生活在媒介环境中的一般大众，都是非常有用的。
(《媒介批评》，李岩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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