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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最需要启蒙的不是百姓大众，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河清《现代与后现代·题外话》1994)
拙文〈可怜的‘一夜美国人’〉在《美术同盟》网站发表后，杨卫先生写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情感？》一文作了应答。我欣赏杨卫先生的文章，写得平和，透着真诚，尽管我远不认同其观点。尤其要感谢杨卫先生，把我们的讨论引向文化层面。而文化问题，正是当今中国一切问题——政治、经济、社会、包括艺术等问题的总结症所在。
这个总结症就是，百年中国深受西方现代“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蛊惑，而背负的深重的文化自卑感！
关于这一总结症，我16年前(1990年)就痛陈其害，多处警言。这里再作简析。“进步论”的要害一：把全人类的文化统归到一条普遍进步(进化)的时间直线上。然后以物质性的技术生产力水平为标准判定，一个民族和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高，其文化也先进。反之，文化就落后。(历史唯物主义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也是同一逻辑)按此标准，西方最先进入“现代”，走到全世界最先进的阶段，而其他民族的文化被排列到不同的“落后”阶段，由此给它们带来文化自卑感。要害二：“进步论”暗涵一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否定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否定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要害三，“进步论”的线型思维，还带来一种“时间崇拜”或“时代崇拜”，先验否定过去、否定传统。(1)
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提出“打倒孔家店”、胡适的“全盘西化”论，鲁迅读中国历史只读出“吃人”两字，80年代“文化热”或“河殇现象”，乃至今天的“一夜美国人”们，其背景都出于“进步论”带来的深深的文化自卑感，出于一种对中国自己的文化的先验背弃和否定，同时对西方文化(被等同于“现代文化”) 的先验崇拜。
杨卫先生理论逻辑的根本点，也正是这种文化自卑感。具有讽刺甚至喜剧意义的是，杨卫先生反称我倡扬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其他保守主义是“对现代文化的一种自卑”，令人啼笑皆非。
杨卫先生属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这一流脉。我一时无法命名，暂且用“河殇派”这个词吧。因为杨卫先生的思绪、观点和用语，几乎凝固于80年代。80年代“文化热”的基本观点是：五四是启蒙运动，但五四的启蒙任务没有完成，被救亡所压倒，于是要重续五四的启蒙任务。(2)
无怪乎，杨卫先生的文章反复称颂“五四的启蒙精神”，同时也击节赞赏那些激烈否定中国文化的人，如摩罗。其实，杨卫本应该提余杰，他是近年诅咒中国文化的头号骂手，宣称要剥国学大师钱穆的皮。摩罗已是二流，不过骂中国文化也是好手。请看：这是一个有着“严重下流行经的民族，我也决不放过我们这个民族的、以及我们每个个人精神深处的罪孽和下流”，“这些残酷事件中所表现的卑鄙和下流，是人类史上所曾出现过的最严重的卑鄙和下流。所有这些罪孽，早就像黄河的淤泥一样古老而又深厚”。(3)这样的骂词，其实当年胡适早也骂过：“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再论信心与反省》)胡适从中国文化里只看到“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
杨卫先生的本意是知耻而后勇。但从这些叫骂声中，人们能感受到丝毫之勇乎？有的只是自卑自惭自哀自怜，人家万事“高明”“现代”。我想，五四时期这样骂骂，情有可原。但80多年过去了，余杰、摩罗之辈还这样骂，不觉得有些浅薄么？杨卫先生还“怀念80年代”，不觉得有些疏懒于思考和探索么？
杨卫先生提及的高铭潞先生也是进步论线型思维，将西方现代艺术当作世界各国艺术普遍要向其“发展”的艺术，也属虚谬，没有什么可以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
我在《破解进步论》一书中指出：“进步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已病入国人膏肓，“进步论”已成了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鸦片。尤其可悲的是，这些人自己深度蒙昧，还自命启蒙别人！
对于他们，法国哲人芬凯尔克劳特(A. Finkielkraut)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当他们自诩在教化别人的同时却把别人从自己的文化里抽离了出来；他们以为在驱除迷信或谬误，其实是赶走历史；他们自信在解放别人，然而只是拔去了别人的根。这些咒骂常规旧俗的人，并没有把知性从它的锁链中解脱出来，反而是割断了知性的源泉……在个人为了独立的斗争中，个人失去了一切(文化)实体性。因为‘我思’的许诺都是些谎言：主体在从偏见和民族戒规的影响下解脱出来之后并没有变得自由，反而被僵化，失去了生命力，就像一棵树被抽去了浆汁一般。”(见《现代与后现代》，第9页)
说得多么精辟！一个民族怎么能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一个人怎么能全然脱离自己的文化，去向往成为抽象的“现代人”(实为西方人)？结果他只能像一棵抽去浆汁的树，失去一切文化实体性。(4)启蒙者竟然自己蒙昧，需要启蒙！这番话值得杨卫先生们深思。
同样按照“进步论”逻辑，杨卫先生认为中国必然要走向“现代文化”，而我等保守主义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文化”。这个“现代文化”究竟是指什么呢？挑明了说，他说的“现代文化”就是指西方现代文化：西方现代文化被等同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现代文化”。
那么，什么是西方现代文化？或西方文化的“现代性”究竟指什么？
我16年前完稿的《现代与后现代》一书，将西方文化“现代性”归纳为四个根本特征：
1．人类中心主义(导向科学技术，征服自然)、
2．个人中心主义(导向人权自由民主)
3．“进步论”
4．新之崇拜
前两个特征是西方16世纪humanisme(应译作“唯人主义”)的同源二分：人类中心是“唯人主义”的整体宏观，个人中心则是“唯人主义”的个体微观。进步论(18世纪)是“人”对时间和历史的控有(“历史规律”)，新之崇拜(19世纪)是“人”对自己创造新事物能力的崇拜。所以，“唯人主义”是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总根源。相对西方“传统”，西方“现代性”是以“人”(唯人)杀死上帝，取代上帝。
本人以为，这四个特征概括了西方文化“现代性”的核心精髓。当代中国学界对西方文化“现代性”的描述，无人在我之上。
以这四个特征来看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今天的中国一点都不“封建”(5)，而是极其“现代”，何其“现代”！以至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现代与后现代》时，我将书名改作《现代，太现代了！中国》。西方“现代性”四特征，除了“个人中心主义”要稍打一些折扣，人类中心主义、进步论、新之崇拜，一统中国当代文化知识界的天下。中国政治文化“精英”普遍迷信“现代”“进步论”，认同西方现代性文化。
追溯一番中国百年历史，人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首先，五四运动在进步论意义上把“西洋文明”等同于“近代文明”，激进否定中国自己文化，肇始了对西方现代性的全面认同(“全盘西化”)，从此中国人背负了文化自卑感。
第二，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属于西方“现代性”。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是更彻底的发展。”(6)因此我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属于现代性，而且是‘进一步’和‘更彻底’的现代性。”(《现代与后现代》第378页)人们无须费力就可以看到，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也信奉“进步论”，以物质性(“唯物”)的生产力为社会文化先进落后的标准，同时信奉进步论的“时代崇拜”和世界主义(实以西方为中心)。
于是第三，当年被划为“右派”今天被称作自由主义派，或“河殇派”、“今日先锋”、“一夜美国人”，以及各种表面上对抗官方的“政治异议者”，以至中国“当代艺术”……其实都与官方意识形态完全一致：都属于西方“现代性”！
君不见，当年西方现代艺术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主将，还有毕加索……都是共产党员！(《现代与后现代》第14、114-120页)
因为同样道理，中国“当代艺术”可以被官府招安，进入官府举办的双年展和国际展。因为双方都是“时代崇拜”和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
据闻中国“当代艺术”圈认为我“有政治企图”，想成为官方“御用”代言人，甚至有一些朋友也觉得我在替官方说话。我不得不要再次申明：与官方意识形态同流一致的，恰恰是上述那些人，杨卫先生也是，而不是我。官方和表面质疑官方的，都迷信“进步论”，都面对西方深感“文化自卑”。
本人十几年持之一贯质疑“进步论”，其实正挖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总根基。本人才是摇撼基于西方“现代性”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头号掘幕人。
如果一定要问我为谁说话，那我会坦然回答：我为我的国族说话，为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的“正名”说话。
正因为官方意识形态基于西方“现代性”的“进步论”，中国文化长期被视为“落后”的文化，中国儒道释三家文化至今名不正言不顺，得不到正式“合法性”，(7)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无从解脱。今日中国在民族国家意义上可谓独立，但在文化上至今没有独立！
因此我主张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旨在为中国文化正名，恢复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曰：物质性的科学技术有先进落后之分，精神性的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二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是“差距”的关系，而是“差异”的关系。三曰：科学技术固然要学习西方，文化仍要以自己文化为本，尽管也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法制和社会管理形式，应当“中体西用”：中国文化为“体”，西方科技为“用”。
中国文化不是只有“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中国文化是一种“和”的文化，道家与天和，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代表了极高明的智慧。
现在终于可以回答杨卫先生的提问：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对中国文化自尊自信的“民族情感”，而不是受“进步论”蛊惑的文化自卑的“民族情感”。
注释：
(1) 本人恐怕是中国当代学界最早反思、批判“进步论”的人。1990年完稿的《现代与后现代》(香港三联1994；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就对进步论进行了批判。1997-1999年在巴黎写成《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专门清算进步论。另外在《艺术的阴谋》的引言和结论中，也反复强调了“进步论”的危害。
(2) “文化热”的另一个说法是，文化分三个层面：器物、典章制度和内在精神心理。洋务运动标志中国“器物”现代化的失败，戊戌变法标志“典章制度”现代化的失败。所以，现代化必须从文化根本上，从“内在精神心理”去推行才能成功。
(3) 摩罗：《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32、35页。
(4) 对这种没有文化属性的抽象个人，芬凯尔克劳特曾引述莱维-斯特劳斯的批评：“什么人？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那个抽象而普遍的人？是那些充满于世界主义宏论的无实体的存在，无生命、无血肉、无色彩、无特质的造物？”丹纳也质疑这种“世界人”：难道这是“一些天生二十岁、没有父母、没有过去、没有传统、没有义务、没有祖国……的人？”(见《破解进步论》第76页)可叹，当今中国这样的抽象人、世界人太多了！
(5) 为避免误解，请不要用“五四”式概念去理解“封建”。(参阅《破解进步论》第40页)
(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404页
(7) 只是最近，今年4月在杭州召开“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标志了中国官方首次对佛教正式肯定，也标志了中国官方正式肯定中国文化的开端，意义重大。 又及：亲美才政治正确 有一位小朋友说我“反美”是政治正确，他是彻底搞错了：在今天的官方媒介你能找到公开的“反美”言论否？事实是相反，“反美”是大大的“政治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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