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河清:当艺术的“接受过程”成为研究对象以后


http://arts.tom.com 2006年07月19日15时19分来源:Tom 专稿王南溟


河清的文章向来就有理论散文化的倾向,这次写的<可怜的“一夜美国人”—答杨卫、王南溟先生>尤其是这样,洋洋洒洒并自我鉴定为学贯中西的“大右派”,但从河清的有关抽象表现主义与美国中情局的论述来看,他既不通“西”也不通“中”,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断章取义的鼓动家。

  一、我没有“艺术与政治分离独立”的说法

  河清将我在<国家如何推广艺术: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谈学术研究与国家政策的互动>和我回应他的文章<以河清攻河清>中的一个观点概括成:

  美国的艺术是“现代性”地与政治分离独立(王南溟先生如是观)。

  河清的这种概括非常地不学理也不规范,当然也不能理解我的文章中的立论。

  我是用“艺术创作”、“艺术批评”(或研究)、“艺术政策”和“艺术行政”这样几个关键词来展开对抽象表现主义与美国中情局关系的论述。所以我没有用“艺术与政治分离独立”这种表述,这种含混不清的词都已经被我现有的关键词所取代,而且,我的理论都在重新研究艺术的政治维度(不是河清理解的“政治”),这种艺术的政治维度见诸于我的著作<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湖南美术出版社)和其它的相关文章中,“批评性艺术与公民政治”,“艺术是一种舆论”等都是我对当代艺术的政治学阐释。

  河清的问题不是出在他研究了抽象表现主义与美国中情局的关系,本来应该有人去研究中情局与抽象表现主义的关系(我也是作了这种研究),即已往艺术史是以艺术家和作品为研究对象,而不研究它的“接受过程”,河清研究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与中情局的关系原本可归为对艺术的“接受过程”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在以前都是被忽略的,这也是河清的视角具有价值的地方。但是,根据我看到的资料,抽象表现主义并没有如河清说的那样,就是美国中情局的阴谋所制造出来的。我们不能以这个“接受过程”的研究来取代艺术家和作品的研究,或者将“接受过程”绝对化,所以我在文章中反复说,美国中情局与抽象表现主义是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就是我说的艺术学术与艺术政策的互动,我的说法很明确,抽象表现主义有它自身的一个生产过程,而中情局介入后的抽象表现主义是它的一个“接受过程”,而且我的文章是在评估中情局的艺术政策对美国艺术发展的作用,即如果当初美国中情局将大量的资助用于美国现实主义绘画,那么肯定达不到抽象表现主义给美国带来的国际影响力,我想这一点河清不会有异议。“接受过程”的研究当然还有其它的方方面面,但既然我的<国家如何推广艺术: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谈学术研究与国家政策的互动>侧重于讨论国家艺术政策,所以希望河清参与争论的时候不要东拉西扯,注意讨论问题的学科范围。

  二、河清是断章取义的专家

  一个词语或者命名是要还原到对它的语境中去理解的,这已经是学术上的常识性规范,所以对一个词语的解读离不开文章的上下文。在与河清的争论中,我领教了河清的扣“字眼”才能,即对他人的用词望文生义,也对自己的用词字面化,比如我在<国家如何推广艺术: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谈学术研究与国家政策的互动>中评价河清的身份时用了“民族主义”一词,但河清在回应文章<阳谋如何变成了阴谋:答王南溟与王端廷二仁兄>中,一定要说我歪曲,偷换他的概念,他将我的“民族主义”更正为“文化的民族主义”。本来,我讨论的就是文化领域的问题,这个“民族主义”当然就是“文化民族主义”,像河清这样,难道还会成为“军事民族主义”?河清还在该文中认为我的后殖民主义艺术批评与他所见略同,还说差点被他引用到<艺术的阴谋>著作中。我要声明的是,这也是河清没有进入我的文章的语境而颠倒了我的论述立场,我的后殖民理论批评是针对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交往状况所作的批评,即反对西方用“东方学”标准来限制中国当代艺术创作,而要让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化中创造出它的普遍主义价值,这与河清要彻底退回中国本位文化有什么相同之处?在<可怜的“一夜美国人”—答杨卫、王南溟先生>中,河清有一段论是针对我的,当然也是用了扣“字眼”的方法,河清说:

  本人也觉得多说中情局捧炒“抽表”有些无聊,只是点到为止。倒是南溟先生揪住了这一史实,硬说“抽表”是格林伯格首先一个人独立理论出来的,与中情局无关。本人不得不再举事实证明“抽表”是中情局杰作。之后南溟先生又写了<以河清攻河清>一文。此文多处莫须有地引申了本人的观点,然后加以挞伐,而且文理繁复不清。借用他的话,“等于白写”。

  河清认定我用“莫须有”的方法“引申”他的观点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他谈的是“抽表”(抽象请表现主义),但这种不顾语境的扣“字眼”是河清的阴谋,河清自认为只要用“抽表”一词去抵挡我的反驳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但事实上河清已经掉落了一个荒唐的情境中,打个比方说:一个助产婆为一个孕妇接生出婴儿后,河清一定要说,这个婴儿是助产婆生的而不是那个孕妇生的。

  我已经举了事例,美国中情局成立于1947年,格林伯格的<前卫艺术与媚俗艺术>写于1939年,<走向更新的拉奥孔>写于1940年,河清在<可怜的“一夜美国人”—答杨卫、王南溟先生>中没有对此作出任何的反驳,可见拥有这么多资料的河清对史实也提不出反驳意见。退一步说,即使格林伯格的<前卫艺术与媚俗艺术>写于1949年,<走向更新的拉奥孔>写于1950年,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由于中情局,格林伯格才写了这样两篇文章,如果要说格林伯格这两篇文章是受雇于中情局而写的,那也要拿出直接证据材料加以证明,说得再绝对一点,假如真的为中情局而写,但却是格林伯格的一贯主张,那也不能说是受雇,而是将个人学术推向公共领域,河清想用“抽表”一词将抽象表现主义的历史拦腰截断,只从中情局成立之后算起,但是有这种丝毫不顾艺术史主体的研究方法吗?假如有的话,这是中式研究?法式研究?还是河清式研究?

  我在<国家如何推广艺术: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谈学术研究与国家政策的互动>一文中也以史实作证:1949年<艺术杂志>举办了16位评论家参加的讨论会,当时只有一个评论家支持格林伯格的这种抽象表现主义理论,关于这一点,河清不但没有异议反而还在<阳谋如何变成了阴谋:答王南溟和王端廷二仁兄>中转述,不过,河清是用来说明格林伯格的理论“不怎么样,显得幼稚狭隘”,结果没有人支持他。但这也说明我的说法是能够成立的:在中情局之前就是格林伯格一个人在“坚持推广抽象表现主义这一概念”,只不过当时格林伯格没有用“抽象表现主义”一词而已,由于我在讨论格林伯格对抽象表现主义的作用,而不是讨论抽象表现主义中的命名细节,那就很自然,针对艺术理念而言,到底叫抽象表现主义还是叫美国式绘画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了,而格林伯格要用艺术家来证明这个艺术理念当然属于“推广”,“推广”可以是政府行为,也可以是个人行为。河清就是用了扣“字眼”的方法,宣布谁用了“抽象表现主义”一词,这个艺术现象就归谁的了,结果就变成了河清的结论,“抽象表现主义”是中情局的功劳(当然也是断章取义地引用了他人对中情局相关艺术政策材料的解读),而格林伯格个人对抽象表现主义的理论支持就这样被河清排除在外了。

  三、我没有用“先验概念”来研究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与中情局的关系

  有了对“接受过程”的研究,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如何来研究“接受过程”中所出现的现象,就像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与中情局的关系那样的问题,河清说他与我的根本不同在于:

  他们(我和杨卫)用的是一种从先验概念推导结论的“演绎法”,而我用的是根据事实作出结论的“归纳法”。比如南溟先生先验认定美国“现代”、“法制社会”是艺术与政治相分离的,从而推导出:美国不可能发生中情局捧炒抽象的事情。这种政治干预艺术的事情只可能发生于“政治一体化”的中国或苏联。杨卫先生称赞“美国民主政治”和“抽表”,认定苏联写实艺术“是对个性的抹杀”,也是从一套先验的宣传话语中演绎出来,而非出于对事实的细致归纳。

  如果用河清的上述说法,应该是我用“归纳法”而河清用“演绎法”,而且河清的这个“演绎法”等同于学术研究上的“有罪推定”方法,在我已经反复提供证据证明格林伯格与抽象表现主义在民间形成的过程后,河清还在歪曲事实,用各种断章取义的材料定格林伯格和抽象表现主义犯了“艺术的阴谋罪”。

  还是继续针对河清的观点,河清的这段言论虽短,但却错误百出。我已经澄清了“艺术与政治相分离”不是我的表述,同样我还要声明,我用的是“法治社会”而不是“法制社会”,法制社会在古代就有,但“法治社会”却是从现代社会开始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这种“法治社会”或者说是社会现代性的起点,所以区分这些概论不是为了做概念游戏,而是不让河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狡辩,这些概念现在都已经不是先验的,而是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而且河清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批判那种民主政治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等于说中国公民生活在专制主义社会中才是好的。我也没有说过“美国不可能发生中情局捧炒‘抽表’的事情”,我在<国家如何推广艺术: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谈艺术研究与国家政策的互动>中写得清清楚楚,从国家艺术政策的角度(我仅仅从这个角度),中情局做得是卓有成效的,这与河清说的“捧炒‘抽表’”区别并不大(只是“捧炒”一词略带贬意而且有夸大的嫌疑),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国家推广艺术”。而河清用“政治干预艺术”的说法,也不符合我的理论语境,河清的“政治干预艺术”在我的论述中应该表述为“行政干预艺术”,或者说是“行政强制学术”,像极权社会的“主题先行”创作就是行政强制艺术。

  河清生于1959年,但谈论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时候像是生于1979年甚至1989年,他说杨卫对苏联写实艺术的个性抹杀是从一套先验的宣传话语中演绎出来的,而非出于对事实的细致归纳,我们不得不要反问河清了,难道中国历次运动中对艺术家的迫害还不足以归纳出这是抹杀个性自由的艺术吗?斯大林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与美国是一样的吗?这恰恰是河清用中国经验附会理解美国,认为“政治干预艺术”(用河清的话来说)在美国与在中国是一样的,以至于河清可以不顾历史事实,认为凡与抽象表现主义有关的艺术、艺术家和评论家都是中情局政治(如中国的一体化政治)的产物,这就是河清的“先入为主”的态度,这就是河清的“先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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