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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翻阅一些过去的旧材料，偶然看到了高名潞在80年代所写的《中国现代美术发展背景之展开》等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已经很老，刊登的纸张都已经发黄，但那字里行间却仍散发着热量，如今重读，还能引起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跨越了时间的屏障，还在感动我今天的灵魂呢？我想，可能正是那种“基于强烈的在反思民族精神基础上的民族意识”(高名潞语)。这种意识作为80年代的主导意识，不仅贯穿着文化启蒙的意志，更带有民族振兴的愿望。如果让我怀念80年代，我所怀念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怀。
其实，在80年代，自觉于自身民族文化的反思，又何止高名潞，几乎所有有识之士在当时都曾深入民族苦难的内部，提出过这样或那样超越的主张。我还记得栗宪庭也写过一篇激进的文章《我们最需要对“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直接针对宋以后荡然无存的汉唐雄风，大胆地提倡引进西方哲学的忧患意识与人类精神。这种文化启蒙的共识，绝对不是为了迎合西方文化；而是源于自身传统文化衰微的切肤之痛，是站在文化振兴的立场上超越过去，借以他山之石来重新建构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精神。
我相信，没有80年代的文化启蒙，就没有今天中国当代文化与当代艺术的繁荣。正如没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吴虞等等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在“五四”的反传统姿态出现，便不会形成80年代的理性启蒙与超越一样。历史是阶梯式的螺旋上升，“完善阶段历程总是始于起步，而又终于更高的起步”(高名潞语)。尽管起步以后难免会出现一些分支，但其主干部分却是一以贯之、始终关联的。就“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主干而言，正是要推翻过去制约社会发展的某种封建文化羁绊，开创一派生机勃勃的人文新气象。
90年代以后，随着启蒙的深化，带来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局面，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国际资本开始大量涌入。正是在这样一个更加开放的前提下，一些在80年代不乏激进的知识分子转变了文化立场，开始重估“五四”的价值，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提出“告别启蒙”(李泽厚语)。于是，伴随着新一轮的价值动荡，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学衡”、“甲寅”等这些曾经与“五四”启蒙精神背道而驰的保守主义思想，以及辜鸿铭等拟古不化的人物被重新挖掘了出来，并赋予了捍卫民族文化的象征。我能够理解在市场条件下反弹起的这种民族主义热情，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跨国资本正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存空间，使民族振兴与富强的愿望再次受到了西方商业市场的制约。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一些人不敢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变被动为主动来增强自身现代文化的竞争力；而一定要退守到保守主义与复古主义的立场，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成果进行否认与反扑呢？这就像我同样不理解90年代以后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以“民族讽寓”(杰姆逊语)的方式创作艺术一样。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源于自身对现代文化的一种自卑，亦是对开放时代的一种畏惧。
所幸不是大家都在退缩，思想界还是有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持了启蒙的意志，比如摩罗。他就曾避开盲目膨胀的民族情绪解剖自身，提出过一种耻辱意识。我认为这才是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强音。如果说过去中国被动挨打是一种耻辱，那么恰恰是因为耻辱才创造了一个全民族反思与超越的机会；而现在有些人借以保守的文化民族主义来屏蔽这种耻辱，只能说是对耻辱的接受与对超越的放弃。这也正是我对河清先生的文化民族主义保持警惕的地方，警惕的倒不是河清先生宣扬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他将文化民族主义带向的那种保守主义立场。在我看来，这种开放时代的文化退守，不仅不能增加民族的自信，相反还会挫伤从“五四”到今天的新文化启蒙，导致已经发展起来的历史重新回到那挣脱不出的耻辱中。
2006.7.16于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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