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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整个二十世纪，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给中国社会带来如此剧烈的变革，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民众思维和生活的主要方面，与此同时，他对世界政治格局巧妙而强有力的介入所导致的种种震撼性效果，也引起了同时代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高度紧张和关注。
今天，中国所推行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变革看似与他执政晚期所推行的种种乌托邦思想背道而驰，但有关他的一切并没有被人遗忘，也不能以简单的“过时”论来对其盖棺定论，在底层弱势群体、既得利益者和艺术家那里，有关他的感受是如此千差万别，但是，他注定会、而且已经重新成为一种符码，并将持续地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历史发展和文明前景产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就个人才能和成就而言，毛泽东是一位不二世出的旷世天才，他集多种身份和才能于一身：政治家、军事家、共产党的理论家、诗人和书法家，并在各个领域获致极为罕见的建树。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几乎是白手起家，从无任何可以仰仗的政治资源，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间，他“纵横捭阖，缔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一个伟大的国家；从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广阔的中华大国的至高无上的政治领袖。”(何新语)
一个政治家不同与政客之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后者碌碌于一己或某一集团之私利，而前者则主动献身于一种社会理想，在毛泽东身上，这一社会理想集中表现为：致力于创造一个均平的无阶级社会。虽然它的成效远称不上完美，但这一志向却反映了中国绝大多数饱经苦难的民众的强烈愿望，和早在古代就已倡导的理想社会的范式，即《礼记》中的“大同社会”。这一社会理想历经孔子的大声疾呼和后世信奉者的身体力行，早已深入人心。但是除了毛泽东，其余的先行者似乎无一成功。此外，他所推行的“土地改革”，使得所有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都拥有了土地，而这是中国自帝制国家以来、两千年历史长河中的首次。
他终其一生提倡和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社会理想，并一度使这种益他精神成功地渗透到各级政府和平民百姓的内心，并反映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中。据说在“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期间，河南中部某县委书记在临死前，曾留下遗嘱，希望自己的遗体可以被分吃，以解救那些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群众。虽说这是一个类似、甚至超乎宗教圣徒的极端案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毛之作为一位国家意识形态的祭司，使得追随他的教徒们，也即共产党员们，如何为信仰而献身时所具有的令人震撼的精神能量。
毛高超的政治艺术，还被不失时机地施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在二十世纪50—70年代，毛在国际社会的主要敌对者，都禁不住为其纵横捭阖的才能和超凡魅力所折服，并为之由衷赞叹。他对“朝鲜战争”的果断参与和奇迹性的获胜，同所谓“修正主义”苏联的断然决裂，以及1970年向美国敞开大门，变一个两极世界为三极世界，无不显示出他对当时两个主宰世界命运的超级大国的抗衡意志和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的才能。此外，由他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给了中国一个可以与当时最发达国家分庭抗礼的国际定位，并自命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代言人和价值体现者。
军事方面，毛泽东将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思想发挥至出神入化的地步，由他总结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以十倍之兵力，围而歼之”等军事思想，和“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持久战”等灵活机动的战术模式，使得战争得以超越单纯的暴力对抗而进入艺术的境界。
作为一名军事行动的具体决策者，他比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兵圣”——孙子，更有现身说法的说服力。同时，与那些纯以战争起家的赳赳武夫，如伟大的拿破仑和汉尼拔相比，他却远具才学和优雅气质，他从不提枪上阵，据说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射击还惨遭脱靶，他更像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军事战略家和诗人的完美结合，足智多谋而又极具洞察力。
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家，他最伟大的贡献，是使共产主义这一抽象的理论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比于同时代党内的激进主义者，是他率先“发现”了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并最终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移。此外，他将帝国主义视为他所处时代的关键，后一点“甚至超过了列宁”(Ross Terrill)。
在诗歌成就方面，他以对古典诗步韵律的娴熟掌握和气吞山河的气势，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
最后，毛一生坚持使用毛笔书写，酷爱书法并终有大成，他所创立的书法独树一帜，自称“毛体”，被公认为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
虽然毛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奠定了“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的无上地位，但是他对中国乃至世界政治格局造成深度影响和巨大争议的，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二、三十年。
为了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一个完全均平的无等级、无剥削社会，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复辟始终保持着过于神经质的警惕和偏执狂般的抵制，并通过“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两座巨大的社会改造实验室，来急剧地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事实上，他最终造成的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混乱和对个人积极性的极大挫败。
毛一直致力于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施政方式，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道德共同体，而非民主政体。在这里，“人民”只是一个玄学意义上的集合名词，而非今天所说的有自由表达权利和不同利益诉求的公民团体，而毛本人则是8亿人民的道德和政治家长。
在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现代化转化的政治试验——如“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由于国民经济政策方面的浮浅经验使他虽然热情高涨却不幸惨遭失败。
为了从这场失败所遭致的高层围攻和指责中解脱出来，毛走向了倒退，他更相信自我的权威而非共产党的集体威信。
为此，他发动了一场号称“触及人们灵魂的、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的伟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借此清洗异己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运动历时十年，比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多出两年，就对中国社会日后的发展而言，这一运动在深度和强度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社会、政治运动。
从效果上来讲，它在改变人性和民族性上达到了两个相异的结果，而这两个结果却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依托。
在“造反有理” 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面前，一方面，这场大规模运动对两千年来传统帝制统治下形成的中国民众的普遍奴性进行了彻底清理。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从根本上变得怀疑一切规则、法律、权威和他们已敬畏、谨守了两千年之久的古代价值，并由此引发了今日中国社会大面积爆发的道德灾难和人际之间的信任危机。历史上向来自诩礼仪之帮的中国人，突然一夜之间成了地球上最无视规则的群体。作为一个略带讽刺性的后果，普遍的道德沦丧和人性恶在事实上的泛滥，很大程度上为基督教在今日中国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契机，这一点和台湾本土宗教信仰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形适成对照。
今天，随着“个人主义”和“人权”观念的普遍流行和深入人心，对毛泽东的英雄和神话崇拜心理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起的，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感，要么是过分的赞誉，要么是过分的敌视，但是，不管如何，毛本人对中国带来的冲击、倾注的热情及其所引起的问题，仍将持久地在他的后代同胞那里引起长久的关注和思考，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谁能像毛泽东一样(连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也不能与其相比)，给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人的思想、心理带来如此之多的复杂后果。
有趣的是，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和怀念之情有使其快速步入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祗之列的趋势，毛泽东的照片日益频繁地出现于出租车司机和私家车司机的驾驶室里，更有甚者，在湖南和陕北某些较为闭塞的地区，人们还自觉地为他建造了庄严的庙宇，以备缅怀或供奉。正如三国时代的名将关羽死后被奉为财神，春秋时的名匠鲁班被奉为木匠艺人的行业神，在可预见的将来，对毛泽东的崇拜也将日渐被纳入宗教的行列，而有关毛的象征符号也不是变得更透明，更清晰，而是更多元、更暧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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