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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北京连日阴雨的原因，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水泊小区旁边的运河河水暴涨，淹没了通州县城。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躲在一幢尚未竣工的“高尚住宅”的楼顶等待救援，平日里能分出高低贵贱的物品都飘浮在水面上，汹涌而来，还有飘浮在水面上的，经过雨水洗涤过过色彩分外艳丽的油画――
这个梦让我起得很早，以前我从来没有发现早晨五点钟的时候，街上会有这么多的人。避开了人声喧嚷的早市，我蹲在运河边上看河里捞鱼食的人。
“哈！你是一夜没睡，还是起了个大早。”身后有人和我说话，回头一看，是戴宗。我和这个家伙并不熟，但是他的画廊老板在东南亚被杀的事情是近来美术圈绝对震撼的新闻。戴宗以前是个“愤青”，记得我是几年前在三里屯和一个买画的女人见面的时候认识他的。那时他带了一个素描本子，上面涂满了极具政治意味的图象，还没有忘记写上中英文的“操”。
我们聊了一会和画廊合作的事情，免不了长吁短叹。他说他一夜没睡，看天亮了才出来吃早点，现在他打算回去睡觉去了。临走时他告诉我在西马庄南门的河堤上这几天出现个很大的涂鸦，建议我去看看。
反正一整天都没有事情，告别戴宗之后我沿着河堤，徒步向西马庄方向走去。
在铁路桥下的河堤上果然有个长约20米的轮船的涂鸦，在清晨的阳光的照耀下，在苍白的河堤上显得格外突兀。这艘大船不像涂鸦通常的那样，这里没有任何文字，只是一条巨大的船。很显然，这不是小孩闹着玩的，船体很大但是桅杆和船身的比例正确，可以确定是住在这一代的艺术家所为。想到这儿，我不禁猜测起这是谁的手笔的问题：是戴宗本人？不会，这两年他的画卖的不错，想必他没有心思搞这些东西。
画面上红色和蓝色的运用，有点像仍然画表现主义的花荣的习惯，索性打电话给他。电话那边只是响了一下便传来了紧张的应答。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涂鸦地事情后，他说：“你真是无聊到家了，这么早打电话，你不知道我有失眠的毛病吗？”
没有多久，花荣骑着自行车赶来了，肩上还背着他刚刚买的数码相机。先是先眉开眼笑地对着“大船”拍了一通，然后凑到我身旁说：“你觉得这种小儿科的事是我干的？看来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算白扯。”
他分析干这种事情的人有两种，一是在国外混得不好这几年回国的老混混，比如史进和鲁智深；再有就是这几年投奔宋江的，从山东来的阮小二和时迁他们一帮。这几个小子根本不画画，成天喝酒，在家里把美术圈的人骂了个遍，像涂鸦这种暗自发泄的方式像是他们的所为。
花荣说得有一定的道理，现在在国内玩涂鸦显然没戏，谁还会这么干？难道要当巴斯奎亚特、哈林？
闲谈中我们发现在对面河堤上扔着几罐空的喷漆，这让我突然想到，这家伙用的喷漆一定是在卖颜料的“聚义厅”买的，现在已经开门，不如直接去那里问问。
卖颜料的顾大嫂说最近只有两个人买过喷漆，他们是王英和陶宗旺。哈哈，谜底揭开了，肯定是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合租一套3居室，不是他们是谁呀。
我们又回到水泊小区敲开12号楼261室的房门。陶宗旺挺着个大肚子出现在门前，客厅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装修材料，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发现王英不在。陶宗旺说王英谈生意去了，他们上个月成立了一个公司，做装修。
“那你们买喷漆干吗？”我问道。
“干装修能少得了喷漆吗？你是不是画卖得太火，忘了前几年你干装修时候的德行了？” 老陶很不满我们偷偷打听他买喷漆的事情。
就在大家都感到尴尬的时候，陶宗旺的手机响了，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扬志邀请他去吃午饭的。老陶放下电话就骂：“丫只是为了炫耀他的欧洲之旅的，你们不嫌烦的话一同去。”现在即使在画家圈子，免费的午餐也不容易混得上，不去白不去。
扬志是这帮人当中混得比较早的，八五新潮时候就开始跟着卢俊义。后来他帮着卢员外干过很多杂事，直到93年的时候，和他同在圆明园的画家都能卖画为生的时候，他才想着做自己的作品，只是当时没人看好，连卢俊义都觉得拿不出手。2000年之后，扬志凭借他俗艳又精致的作品为他赢得了名利，现在他是这个小区最有名的“驿马星”，全世界恐怕只有非洲他没有去过了。他请吃饭，无非又是国际卖画新闻的信息轰炸。
在扬志家里，他掏出了3个zippo打火机分给我们。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话格外的少，只是闷头喝酒。他说参加的展览越多压力越大，现在做作品本身的乐趣越来越少，艺术对他而言和陶宗旺接装修活没有什么差别。他现在只喜欢布鲁克林玩涂鸦艺术，只是中国缺乏这样真正来自社会地层的力量，一旦某一种样式被发现总是很容易的被商业同化。
我们向他说了河堤上的涂鸦的事情，他仍然提不起兴趣，“即使是这个小区的艺术家干的，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你看大家现在都忙于在想点子，做出点像涂鸦大船一类的东西，无非就是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的缅怀，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这和法国的那对叫皮埃尔的同性恋兄弟的照片很像，有点浪漫，有点怀旧。”
扬志的话多少坏了我们的兴致，这时候，王英推门近来了。他带来了更加惊人的消息：下周在建外soho举办的行为艺术节上，武松要割掉自己的右肾，作为他的作品无偿捐给不认识的人。这让众人来了兴致，扬志急忙打电话给武松，但是那边的电话没有人接，手机也没有开。
在对割肾的问题的争执中，我们度过了一个及其郁闷的下午。和我们腰上挂着的肾脏相比，有一点坏、有一点感伤的大船显得如此飘浮，它只是像我昨晚做的梦，而割掉的肾脏更像这个五个男人共同度过的无聊的下午。
从扬志阴暗的家里出来，花荣悄悄对我说：“那个涂鸦不会是白天画的，因为西马庄门口来往的人很多，他一定选择晚上来画，如果你觉得好奇心让你难受，我们晚上在河堤那儿‘蹲守’你觉得怎么样？”
“算了，我的好奇心一点都没有了，你愿意去自己去吧，昨天我的睡眠不足，回家睡觉。”我又回到家里，躺在孳生超现实恶梦的床上，打开电视让北京频降暴雨的新闻伴我入眠。
在梦中，我只身来到运河的左岸，自己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裸体就离开了家门。这让我感到没有一丝安全感。河水涨了很高，淹没了对岸涂鸦的大船，打着漩涡向下游流去。我看见有几个女人尸体从河面飘过――这时候，从上游驶来一条大船，和河堤上画的那个一摸一样，船上挤满了人。仔细一看，竟然都是我认识的住在水泊小区里的画家。我想喊他们带我上船，但是没人回应。
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起来：“吴用，你还在睡？都晚上九点半了。”电话是花荣打来的，我还难以从梦魇中清醒，感觉花荣像是救我脱离苦海的恩人。“我就在你家楼下，你下来吧，我们去看看那个涂鸦究竟是谁干的。”
陶宗旺、王英、扬志都来了，还有阮小二和时迁，甚至还有一贯独来独往的戴宗。一行人吸着烟静悄悄的走在路上，来到铁路桥这里的时候已经是10点左右，周围安静而黑暗，几乎没有一个行人。我看着这些平日里熟悉的人突然看到分外陌生，好像是那里出了问题，或者只是我有问题。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的时间，铁路桥上出现了一个身影，步子很坚定像是走在大白天一样。他的肩上背着很大的旅行背包，嘴上叼着的香烟一闪一闪的。从这个人脑后梳的马尾辫上，大家都看出来他是谁了，他是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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