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的身份，不管是文明的，国家的，民族的，还是人种的，首先是个身份标识的问题。亚洲，只要它被理解成某个集体身份，在这一点上就也不例外。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某一个人或团体才能要求别人承认他是亚洲的：与外部相参照时，该个人或团体与某个非亚洲的实体有区别且相冲突，同时，当他在内部要还原自身时，又是以亚洲为身份标识。在这一点上，亚洲应该跟任何集体身份是一样的，如文明身份或地理身份(西方、欧洲、美洲、非洲、东方、新大陆)、国家身份(中国、不列颠、俄国、印度尼西亚、美国、南非、巴西)和种族身份(白人、黑人、黄种人、闪族人、蒙古人)等等。正如埃蒂耶纳·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说的，就一般的集体身份问题而言，所有的地理身份从根本上说都是模糊的。亚洲身份这种固有的模糊性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讨论亚洲身份以及这一身份所处的转型困境——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看出——的时候，引起争论的不是这一身份的模糊性或者复杂性，而是这一身份被标识出来的模式和形态，那在历史上是特有的。
全球通行的一般共识指定了亚洲首先是四个主要地理区域(如果包括大洋洲，就是五个；把南北美洲分开，加上南极洲共六个)中的一个。它经常被错误地视作世界的一块大陆，但是只要稍加留意，就会立刻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大陆，正如欧洲也不是。在地理学认识的范围内，大陆的概念是极其不确定的，已遭到质疑。所以亚洲甚至还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地理学上可标识的地球某一地区的名称。可是假定照样通行：亚洲本来就是地理学上一个广阔而封闭的陆地。在实际操作中，这一假定通过地图想像形成了一个信条，即亚洲身份是某种与一片土地的位置牢牢相联的东西。
不用说，在欧洲列强把世界的许多部分变成殖民地之后，这一假定就开始为地球各处不同共同体里的精英所接受。今天，“Asian”——或各地语言中与之对应的词——这个词，尽管实际上其用法在世界各地千变万化，人们还是能立即理解它的涵义。下面的说法得到了广泛认同：亚洲是一个特定的合适的名称，指一个广阔的居住着众多人口的地理区域。一些人还会由此认定，生活在这个叫做亚洲的地理区域里的人被派定为亚洲人是很自然的，而且对这群居住在叫做亚洲的这片广阔地区上的人们来说，一定有某种共同历史和文化品质是他们内在固有的。
这种看法的结果，当然，并不必然就推出，这群由此被称做亚洲人的人能够通过某种行动，某种以宣称“我们”而作出的自我代表(self-representation)和自行决断，把他们自己凝聚在一起，并在他们自身当中建立起某种团结。这群人其实是由某些局外(outside)的——在下面我们会查究这种“局外”或外在性在概念上的专门涵义——观察家描述为亚洲人的，这与这些人自己根据归诸于他们的名称来作出的自行宣称(self-assertion)之间，显然有着巨大的鸿沟。从被某些局外代言人描述成亚洲人这一状态，到作为一个主体自为代表，这之间就需要某种跳跃。历史上真实的情形是，这样一种状况直到19世纪晚期才出现，因而在那之前，亚洲居民的主要部分尚不知道他们生活在亚洲并被欧洲人称作亚洲人：这一点我们 不应该忽略。直到那时，总的来说，存在着被指定为亚洲人的客体，但是，并没有任何以自称亚洲人来表示自己的主体。只是到了19世纪晚期，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才开始严肃地想到，把客体“亚洲人”变成跨国家的和区域性的亚洲主体，有其表面的合理性。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决不能忽视亚洲的特殊谱系学：亚洲这一名称来源于亚洲之外，即使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地理学或地图学上的地点，这种受之于他者的起源，也肯定在关于亚洲的观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众所周知，亚洲一词是由欧洲人在他们的方案中杜撰出来的，在这个方案里，欧洲人为了把欧洲与在它东边的其他地区分别开来，将自己标记为一个领土整体。后来亚洲成了一个为了建立欧洲的自为代表及其特出地位而服务的词语。对于欧洲来说，亚洲是必要的，因为不给亚洲一个位置，欧洲就不能被标识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可以识别出来的实体。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是共同塑形的大体布局(the schematism of co-figuration)的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靠着这种大体安排，在对“他们”的形象的投射性想像当中，“我们”的形象建立起来了。
从19世纪以来，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西方”差不多被当作欧洲的同义词来使用。当欧洲-美国的统治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越来越显得是一个不可阻挡的现实的时候，作为神话(mytheme)的西方也开始僭有了全球通行的地位。很显然，西方既不指代也不意味着跟欧洲一词所指相同的东西。但是西方在这种共同塑形的大体布局中有其示范性的鉴别功能，由此西方开始像欧洲那样被使用。换句话说，亚洲就像它曾经被置于欧洲的对立面那样，被放到了类似的与西方的对立面上。
对于类似的征服和殖民化历史——人们正是根据这些历史养成他们集体标识身份的习惯——还有其他许多名称和身份。因此，我们无法坚定不移地认为，人们会仅仅因为用了当初由统治关系杜撰的称谓来为自己集体标识身份，就一直屈服于一开始的统治关系之下。今天西方的统治并不一定就压服了亚洲。许多亚洲国家至少在理论上独立于他们以前的殖民者。然而，亚洲是靠着西方或曰欧洲的殖民化才达到它的自身意识，由这一事实而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制约着我们，忽视这些问题是不对的。亚洲在历史上遭受的西方列强的殖民对亚洲的本质来说，不是什么西方的东西；只要人们不把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那个“后”与按年代顺序后来发生的“后”相混淆，殖民化对亚洲称谓之可能与否来说就是本质性的。亚洲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后殖民的实体，后殖民的说法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提出的：亚洲身份因为内嵌着一种空想的殖民结构，所以它促成了从一个没有形态的人群中建立起一个主体。
后殖民性与殖民统治终结之后产生的东西没什么关系。它表明了对殖民关系的空想是如何决定性地和不可救赎地铭刻在我们的身份标识中的，且不说这种空想是不是充分涵盖了对过去的集体经验。也就是说，后殖民性的“后”意味着殖民经验的不可救赎性，不可救赎是因为不可能给出某种先于殖民统治的原初身份——一种尚未被殖民权力关系的强暴所污染的集体本质身份。
我关注的正是这一身份——也就是亚洲——的后殖民方面的问题。即使亚洲从地理学上看还保留着殖民结构，我也会毫不迟疑地承认，它完全能够从殖民关系的空想中解放出来。为此，请让我来审视一下，当代对亚洲事物的评判是不是针对这一身份的后殖民性。我的审视不从亚洲而从西方开始，正是在与西方的示范性的关系中，亚洲维持了它的身份。
西方(the West)是一个神秘的构成物，在历史上直到相当晚近才流行起来，而它的整体性越来越受到怀疑。这个词——或者在其他语言中对应的某个词——的一般用法，与其他旧用法(按这些用法，西方指的是罗马世界分裂为两个帝国之后西边的那一个，所谓的新世界(New World)，或者位于中央王国(the Central Kingdom)最西端的海洋相比较，是在全球殖民时期人们感到起源于西欧的资本力量遍布世界之后才出现的。
西方被假定指一个特定群体，它由一群根据其居住的地理位置、传统、种族和血统而被称做“西方人”的人组成。它看上去或许是个合适的名称，其合适经常通过首写字母的大写得到标明。既然小写的西方west让人想到的是一个方向，那大写的西方“the West”(Occident)的一贯词义便是日落方向的一块地理区域。相应地，亚洲(东方)有着日出一方的方向上的意义。虽然这个词只是从方位副词演化而来，而且因为地球是个球体，所以并不存在可以派定为西方的固定地域，世界上任何一个地点实际上都可以这样称呼。西方(the West)，作为对“西边地方”(west)的圈定，就必须鲜明地与非西方也就是世界的其余部分(the Rest)区别开来。只有当它与其余部分相区别且相分离，它才能意指某种不仅仅是西边地方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取决于如何确定其余部分，西方和其余部分的二元对立规定了这个词的意义。这样，只有当其余部分——特别是亚洲、东方(the East，the Orient)——被认为是固定之物的时候，西方才能够被想像成固定的，可标识的，在地图上得到指代的东西。
不过，作为一个地图上的标记，它没有内在的连贯性。常常为人所忽视的是，在这片被想象着建立起西方的地理学区域上，在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和宗教诸方面一直存在着无可辩驳的多种成份。西欧各国居民大体上都认为自己是西方人，但同时一些住在南非和澳大利亚的人也会坚持说他们是“西方人”。相反，北美的有色人种很少会被承认是“西方人”，即使北美居民中的主体部分也已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越来越频繁地——声称他们也属于西方。所以，西方看上去或许主要是个种族标记，而不是地图标记；它与对白种种性(whiteness)的种族空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这个估计又与历史事实相矛盾：不仅在冷战期间，而且在整个20世纪，东欧都曾经普遍地被排除在西方之外。一般而言，关于白种种性的种族观念编排得相当宽松，足以让世界其他地区那些会被排除在白种人之外的人，比如中东的某些群体，也得到承认，就像在东亚或北美发生的那样。当人们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的种族身份也可以发生变化。进一步说，我们现在知道，不仅一般的种族观念，而且连作为社会范畴的白种种性，在历史上都是随意形成的，而不是一种稳定身份的标记。
正如关于白种种性的种族观念一样，西方并非一个经验知识里的连贯概念。西方的整体性的单一化程度还远没有到能够根据经验确定下来的地步。因此说，西方是一个神秘的构成物，当它在自身周围聚集了众多彼此抵触的道具之后，就有了强大的力量，能对我们产生影响。而重要的是别忘记，我们自以为通过这一神话所把握的那些东西，正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合适：我们再也容不下它那被过度地重复界定的性质了。这并不是说，西方不再是个现实——这一现实的假定客观性被全球所接受；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仍然受这一历史构成物的指引。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必须首先被理解成一个神话的原因，这一神秘之物规整了我们对于如何把世界地图上的人和制度加以分级塑造的想像，而且，作为西方与亚洲的二元对立里的一项，它也发挥着强大的功效。
直到数十年之前，人们才确定无疑地觉得，西方既是一个地理学的也是历史学的标记，人们认为可以通过这一标记来衡量，某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相比较有多么的现代。它过去曾经、现在依然作为一个转喻(trope)发挥着作用，通过这一转喻，地理学上的地区被映射到了进步的历史主义编年史上去了。对世界上许多地方、所谓“发达国家”中的许多人来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一公式使得他们能够完全没看到，在这样的陈述里——某些社会跑在其他一些社会的前头，这些社会就位于西方——有着刺眼而棘手的自相矛盾。
今天，作为分析性概念的西方已经崩溃，总的来说已经无用，在世界的许多场合都不能指导我们对某些社会的构成方式和某些人群的行为进行观察。它阻碍我们的观察，误导我们的比较，特别是我们所遭遇的社会构成方式和文化现象不仅是像香港、洛杉矶、汉城、北京、上海、伦敦、悉尼、墨西哥城、开罗、曼谷和雅加达这样的世界性都市的，而且也有北美平原的穷乡僻壤，日本东北部人口急剧减少的村庄，英国的中部，以及班加罗尔郊区这些地方的。还有日本，它习惯上处于西方之外，这么一种同西方的笼统比较能不能道出东京文化的独特之处呢？日本电影诠释了某种非西方的特有品性或习俗，但是有更多的意义吗——会不会个别研究者以为某些东西是非西方的，只不过说明他恰巧不熟悉这些东西罢了？不过，我们不能一时冲动就马上放弃使用西方与亚洲这样的说法，因为，一个种群的身份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现实，就此而言，无论是西方还是亚洲，都是主观的说法。某些人群会一直依赖于这些神秘之物，因为他们不得不在这样的范畴下、通过他们彼此之间的迥然不同来为自己定型。他们把西方定位成与“此处”(this side)的亚洲拉开距离的“别处”(over there)，由此发明了一个棱镜，东方学就是从棱镜的另一面看过来的。跟东方学的棱镜会把西方作为此处而把东方作为别处一样，这个只窥视阴私的棱镜，再次激活了某种关于亚洲与西方之间差异的瞬间感觉，再次鼓励了一种苟且的开脱——找借口不把亚洲事物跟现代的和西方的事物一样放到相同的分析领域以供调查；仿佛在某个恰当的时候，对亚洲事物——出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它们几乎都立即被断定成“传统的”——的欣赏能够把我们从现代性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似的。
在20世纪90年代盛行一时的对亚洲价值的讨论，和以多种形式回潮的亚洲文化主义，这些不用说都提供了最好的证词，证明在人们借以将自己定型为亚洲人的那种身份标识模式中，后殖民性一直存在着。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在西方－东方这样的文化主义的二元塑型布局的背景之下，亚洲还会不断在这些身份标识模式被召唤出来。而为了确认“我们亚洲”的团结一致，我们就不得不再次坚定假定的西方的整体性，并继续臣服于欧洲中心主义之下。
在前面所提到的西方与亚洲的大体布局之下，“我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身份标识为亚洲人呢？我想拿出来挑衅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使“我们亚洲人”这样一种自我指涉的说法不陷落到这个二元说法或曰后殖民的分类法中去？
(转载自《艺术当代》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