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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西南方向的牧马山是个人气挺重的地方。地名成形时是否与“牧马”有关留给好事者追究，虽没“山”没“马”，却也并未妨碍父老乡亲们生殖繁衍安居乐业。这里隶属川西平原，以农为生的农民与这里盛产的各种农作物一样，成为这里的第一话题。“农民街”名称的出现，原本不是因为川音成都美术学院存在而聚于此梦想收银发财的“街民”的初衷，然而，当数千名花花绿绿的男女艺术学子们在以街为市占道为家的粗放交易中令他(她)们小有斩获时，他们也渐渐接受了由某教师提名由学生扩散并逐渐定型的街名。尽管仍有一些农民愤然指责名称中贬意的含量，但发财的诱惑与惯性的力量早已令他们木然了。赚钱发财才是硬道理，农民街注定要日复一日地上演人生活剧。
“农民街”的农民对节假日十分敏感，原因可能是与利润多寡有关(好象十分反对春节与寒暑假，那期间生意“秋”得可怕，起因是寒暑假农民街出现消费淡季)，但2003年11月8日，农民街迎来非“节”之节——街对面的川音成都美术学院要为自己做三周岁生日，几千师生们在施放快乐时可能也会施放比平日多些的银两。同日在省城的美术馆将隆重推出《“新实验空间”——川音成都美术学院建院三周年教师作品展》。既是节日，没学生参与显然不热闹。于是被人戏称“外围展”的由青一色学生“主演”的《(2003)首届“农民街”当代艺术年展》也于同日亮像。师生们乐了，展览总监马一平院长乐了，策展人陈默乐了，特邀批评栗宪庭、王林、廖雯、吴鸿、展望乐了。当然，由于一个事件引来热闹人气，农民街的农民们肯定也会乐得人仰马翻。
11月8日据说是个含意丰富的日子，再加上“立冬”首日，增加了强化记忆的可能。展览场地位于农民街口被闲置的废旧仓库(说是弃建的或药厂或化工厂)开放的两层大空间和长满荒草的大院子。硕大的杏黄旗展标有点农民义军的悲壮，城市里久违的鞭炮声宣告展览开场。
幸鑫看中了院中一排废料池(空中鸟瞰有些像放大的调色盒)，并向池中注入不同色的涂料，自己身穿布满大小口袋的特制怪装分别跳入各池中，携“装”颜料在院中按圆形轨迹嚣叫、奔跑、抛撒。这个被放大了许多倍的模拟画室的《画圆》行为，在低温的刺激、众多观者的惊叹中，进入语意迷离的亢奋快感。我们年复年日复日地在调色板画布上的定向劳动，局限与压抑是不是也在缓缓吞噬着我们其实并不够发达的脑花？他的位于底楼小屋的行为装置作品《优等试卷》，空间的六面被复制的领袖的标准像“满分试卷”占满。红色的画板画凳，供观者参与临摹标准优等试卷，虚拟美院考试场景。“领袖”是一个问题时代的化身，专制与极端意识形态，让十年“文革”成为新中国历史中无法愈合的硬伤。“标准”、红色与“优秀”定位的愚昧复制，已经超出了批判范畴。
吴午华的行为装置作品《“针织”内衣》占据着一楼一个角落。无生命与有生命的女模特儿，皆着“三点”黑内衣相拥而立。所不同的是，内衣上布满头里尖外的大头针，“针尖阵”在黑色衬托下寒光阴森，潜伏杀机。“越战”的竹尖阵，棉里藏针的古训，与以柔克刚的自然辩证法，暗示着不容忽视的女性精神，传达着一种惊人的阴性力量。可以说，由阴阳组合的世界，平衡的神圣无庸置疑，破坏平衡的企图一定会在平衡的内力拉动中得到修复，并使破坏者付出代价。女权问题在本土并未与时俱进，显著滞后于时代的窘境何时能有效改善？而由女性传达的思考可能更有意义。
来自油画系的郝磊，可能出于对“画布”的特殊敏感，其行为作品《净物》，将自身的臀部与画框结合，既是一块素面朝天的“净物”，也是一块任人涂抹的画“布”。早年一位伟人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与图画”。所说的那张“纸”，原指事物演进的初始阶段，也可推理为人性精神的相对洁净状态。污染与净身，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周而复始的循环动作，二者的悖谬逻辑组合成前行的阶梯。就像真玉必有瑕疵一样，得到与失去最终归于平衡，不信注意一下周边，被强力提倡的，往往是严重缺失的，而已经得到的又常常被人忽视。
随着同性恋在全球多个国家的合法化，我国卫生部也在前些年取消了旧条例规定中有关“病态”的内容。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性别”话题。颜敏注意到医院妇科最神秘的内容，莫过于对“孕”的阴性阳性查验。有无与阴阳，成了两对陌生而又关联的判断尺度联盟。当查验对象被窃换成杨贵妃、油画、秦始皇、美协等概念时，性别的尴尬与阴阳的错位，以及生成上述问题的“性”的深层根源，令人有些措手不及，顾此失彼。装置作品《阴阳诊断》，将人们逼到了问题死角。
信息时代，通信上了互联高速，邮寄方式正在缓慢褪色。李鹏飞由于其行为作品的情节要求，《邮寄自己》使他别无选择地想起了邮局。将自己裸身用白粉整形并封存入邮箱交付邮局的事实本身，存在着破坏主体邮寄客体的规则的故意。主体邮寄主体，可能是人类发明邮政规则以来最不愿看到的结局。这就像人类发明“消费”概念最后的消费对象是人类自己一样，规则出自人又治于人。
洗礼概念出自宗教，是精神洗礼假借生活样式的外在表象。而何利平的现成品装置《洗礼》，既与宗教方式无关，也与生活中去污洗涤无涉。将雕像成品与半成品置入有水有电运转的洗衣机，艺术样式亦或是艺术精神的施洗，在商业大潮日盛的当下，可能是无奈的选择。杨秋鸿、吴能波的行为作品《广告位招商》，目标也选择了令人迷乱的商潮。眼下媒体的发达已是无孔不入，人们用以接收、阅读的视神经与脑神经，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甚至强暴的险境。肉体平面，也许是商家们尚未想到的仅存的广告位登陆的“最后的晚餐”。“晚餐”后做什么？没有人想知道。
新媒体方式，是近年来国内外当代艺术展中必不可少的主流样式之一。在“农民街”，外边发生什么事儿，这里一准也会出现。展区底楼侧面的堆满瓦砾的大屋里，墙面残存的有些调侃的瓷砖，成了影像作品的呈现屏幕。常琦的《失忆》，是叙述一位丢失记忆的年轻人没完没了向路人寻问时间的短片，正像与负像、场景与场景的重叠错位，显然，现实中的混乱特别是情感混乱，比之作者用技术制造的“混乱”更基。在今天，乱世不一定会出英雄，但肯定会产生没完没了的问题。岳霄的《我们共演一台戏》，显示着女性特有的复杂情感。生与死，关爱与抛弃，亲近和疏远，几乎成了人类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影响深远的精神内含。物质崩溃尚有修补的可能，而精神崩溃无疑于死亡。爱不能忘记，生命价值金不换！黎伟的作品《囚》，展示着当下年轻人的精神困惑。砖场的砖垛，尤如人生迷宫，条条是通道，但条条可能也是迷途。在无助中寻觅，在茫然中追问，在恍惚中挣扎，在绝望中沉溺。子宫是个囚笼，社会是个囚笼，精神是个囚笼。没了囚笼不自在，有了囚笼更不自在。这就是人生之路人生之理？
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由遗传基因决定的男脸女脸美脸丑脸，都是人类中相互识别辩认的符号。倘若“脸”没了个性差异，千人一脸万人一面，这世界不定要乱成啥样。乔婧十分乐意在“脸”上下功夫。盛于盒中的“脸”，在大鱼缸中与乱石泥鳅共生的“脸”，观者互动的“脸”，装置作品《变脸》，的确给出些重新审视“脸”的启示：脸谱的表象存在比之心灵内省的缺失，孰轻孰重？每人自有尺度。
来自雕塑专业的陈家武，对三维形态的感悟独有心得。他的装置作品《空钓》，掏空的渔夫，无线无钩的“钓态”空拟，在老庄哲学的意境与现实生存的困惑之间，找到了虚无的通话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无”的怅然若失，“有”的贪得无厌。有无成了鬼门关，“进”去的嫌少，没“进”的欲望更烈。人类的前进历程中，这种困惑如影相随，共生共长。
一位智者曾说，女人是一本难于读懂的书。大意是指女性受生理、心理、社会、历史等诸因素的影响，其状态、感觉、沟通皆以自身逻辑实现，与异性的综合差异已不仅仅限于性别上。这种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中又呈现不同特点。极端一点的人类学家，甚至提出男女是两种动物的观点。刘颖的女性身份，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其装置作品《粉色魔方》，用艳俗的桃红色与阴性私密图片构筑的被放大了尺寸的“魔方”，有序的结构与无序的结果之间，隐藏着女性多层隐秘的内在世界和语意混沌的基因符号。
曾建川将原按正常方式展示的“复眼”装置作品颠覆，取而代之的是被改造的“眼球”与不合情理的高挂在上。“眼高”与“眼低”，表面是视觉平面的变化，延伸意义却是个人修养与积累的多少之分。当然，“眼”的物理属性决定了它可以注视，可以交流，可以欣赏，也可以放荡可以偷窥。所谓心灵的“窗户”之说，应该不是虚妄之谈。
和以上非“架上”作品不同的是，另有三十几位作者展示了自己的架上作品。但与传统架上作品不同的是，这些作品都在或多或少强化着实验的力度以及尝试着观念成份的介入。
钟伟的实验水墨成为展场的一大亮点。他的“传统剧目”的水墨生态实验，《待月西厢下》系列，戏剧人物的艳俗用色与水墨混装的颠鸾倒凤，样式的不伦不类与效果的轻喜剧调侃之间，有着破裂的张狂，歪曲的正常，变异的快感。尹锋的实验兴趣始终没有离开过动植物的内在形态。《植物青春期》系列，植物的细胞结构，内脏组织的奇异配置，器官的曲径通幽，让我们看惯了“正常”事物的双眼生锈，也使得按定式思维的大脑顽疾重重。水的流动，墨的混响，笔的骚乱，不会毁坏所谓的“传统”，倒可能在传统的朽桩上生发些年轻的“植物”。
水墨的实验性重在给人们带来新的视觉资源，而油画的实验性也同样在着力创造新的图式可能，两者在观念的介入方面趋向一致。杨家勇的油画其视点围绕着“肉”打转。腊肉、香肠，是人类为了满足永无止境的食欲，积千年修炼打造的一整套对付动植物“尸骸”的制作秘方之一。油腻的外表，以暖为主调的复色，煽动的可能不仅仅是食欲，“食色性也”的古典学说也好象从未过时。在观念层面上，“肉”所表达的已远非一个“肉”字了得。李刚的《绿想》系列，和绿色结缘。由绿色组合的人像符号，与环保无关，与人性无关，倒可能是与视觉享受相关。表现性可能的不断挖掘，是古今艺术家永远做不完的课题。而当代艺术对图式个性的苛求，迫使艺术家们投入比过去更多的辛苦与智性。闫晓的油画《城市及苹果》，营造出城市幻觉，这是信息时代滋生的“后卡通”思维趋向。在包括人类自身及器官都可“制造”的当下，“真实感”的原则性发生倾斜，虚拟真实在逐渐浸淫着人们的大脑，满足消费的新方式日日更新。郭安的《瓶论》组画，由“瓶”的造型及素描方式的联想中找到自己的语言方向。就视觉符号而言，传统的过于集中的对象聚合指定情结，并未能满足人们的艺术消费多样化诉求。“入画”对象的广泛性，是一个好的征兆。曾朴的系列人物作品，摆脱了一般化的对人物精神面貌、内心世界表述的套路，那种以动态剪影入画的思路，捕捉的可能是人的不同状态瞬间，这种感觉的飘忽走位，更接近人的真实。黄漪帆的《向前看》、《向下看》，从作者自身的角度对“自身”进行审视。构图的破位显然不合“规矩”，但却开发出新视觉和相应图式。另就“局部”内容看，它既属于“整体”的部分，也是整体概念的扩展。刘厚超的艳俗植物系列，带有很强的人的移情感。古今人类总结出将粉色指代女性的晦僻的社会经验，一来满足了男权制度对女性的情欲发泄，二来以“赞美”的名义强化对女性的控制。贾靖的《蚊》，描述的是一只大蚊子的尸骸。被放大的细部和由此组合的图像结果，使我们不再敢小瞧这些小东西的审美价值。李冉的《我就喜欢》，并没有很强的对象针对性，却可见卡通的热舞与色块的吐艳。这种新世纪不可阻挡的“后人类”嬉闹推力，不敢说将颠覆一切，但肯定会使整个世界在“热舞”中大汗淋漓。刘敏的《涌》，透出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对“水”的敏感。发明“女人是水”的高人，一定不知道自己其实捅破了女性秘密的天机。水的弱性与强性，已在诸多事实中得以证实。姚慧媛的《山水》，其实“题”在作品中。时尚性感的女郎与“霉”味挺重的宋元山水之间，真得找不到太多“合作”的理由。艺术方式的“拉郎配”的真意是借用。王晓璐的《镜花缘》，走得是一条本位路子。古人的“镜像”充满男欢女爱的往事，今人的“镜像”，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貌和质的不同，但对“女权”的陌生，仍令人忧虑重重。郑棱月的《女人体》，和前述几位女性相同，本色味挺浓。从表现手法上说，无色的素描呈现有色有味的女人体，有一定的难度系数，也增加了不同的“消费”方式。杨欧也画《女人体》，方式不同于前者，是油画。用色表现“色”，好象占有优势，其实把握不当问题更多。女性的角色意识对女人体内在的把握，肯定是占有天时地利的。李蔚然的《恋》，表达着女性对恋爱的远不同于男性的感受。在此问题上，女性的相对执着与男性的相对放松，是不是上帝造人时的有意安排？段晓吏的《花姑娘》，则将男性对女性出众者的带有贬意的称谓作为标题，赤裸无私的心态强烈反讽着男权的虚伪。女性艺术在当代艺术中的比重正在上升，只不过，上升的速度与参与者的数量都不很乐观。相对于高校扩招后占艺术招生半数的女性学子，何时能挚起女性主义大旗？
在当代艺术中，内容与样式的排它性令艺术家们头痛不已，也迫使他(她)们付出比过去更多的精力与代价。柳飞没有年长艺术家的压力负担，在语言开拓上自有心得。他的油画作品《萌动》、《晨妆》，采用了俯视满幅构图，点击当代青春少年性意识的涌动和在生活态度上或庸懒或热爆的复杂心理。梅新武的《时间的重量》，暗示年轻人自以为过剩的时间资源，其实仅是幻觉。衰老程序，正是从青春开始起动的。韩磊的油画作品《玩偶》系列，进入动漫快餐语境。传统的理想、标准、精神，在今天显得有些飘忽，有些调侃，有些琢磨不定。秦湖滨的《“玩我”系列》，体现着与作者同代的青春资源占有者的丰富又矛盾的心态。玩乐是人生的必要内容，但却不是全部内容和重要内容。彭森的《错层》，则将寓言方式与观念取向搅作一团，情节的虚拟与视觉的冲突，给出一份没有答案的答卷。孙新欣的《糜》，一种冷色的危胁与欲望暗示的错乱版本，令人有些无所适从。王田甜的《GHOST》，邓鸿文的《无题》，以及何建忠、李春祺、汪旭等作者的作品，都在着力寻找不一样的感觉与不一样的图式。同属于“架上”方式的雕塑，在作者们的努力求变中，也在呈现多种可能。段冠荣的《就那么回事儿》，玻璃钢塑造的非人非物形态，加上对抗的艳丽色彩外涂，在享受视觉刺激之余，实在无心它想。穆凌璋的《“破”非破》，钢筋模拟的护栏，牛角暗示的犍牛蛮力冲击波，皆在无形中化作有形，每个阅读者的感受版本不尽相同。另外，一些作者的观念摄影也令观者驻足。孙凯的《阴阳自我》，将等身大的正反自我写实图片并置，造成虚拟与真实的空间错位，令人们在反常中找寻“正常”的逻辑。熊杰的《农民街广告》，将实录的小到鸡毛蒜皮的各类闲杂广告与启示组合，其上再复加作者本人的反逻辑的自我推销广告。“广告”的意义被解构的同时，还有什么更善的方式来做广告？
展览在几日的沸腾喧嚣中静了下来，农民街废库又恢复了它习惯的冷漠凄凉。一年后的十月末，这里将以更高的学术品位、更大的展示规模(将邀请国内一批著名艺术家参展)，迎来《(2004)第二届“农民街”当代艺术年展》。届时，“废库”不废，人气更旺，火力更猛。
2003年11月于成都龙王庙老默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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