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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两起“事件”
2004年4月6日，那是一个春天——万众瞩目的第三届春天文学奖在北京王府井大饭店顺利揭晓。文坛泰斗，春天奖的捐资人王蒙先生携众知名作家、评论家隆重到场，各大媒体的文化记者也济济一堂。在一派欢乐吉祥气氛的感染下，评委会热烈地宣布了评奖结果：春天文学奖在第三届破了例，每年评选一位30岁以下青年作家的春天文学奖第一次出现两位得主——了一容(男)和周瑾(女)。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时，却有一个不太知趣的评论家周冰心先生——他本是某主要评委请来的朋友，跳出来说了几句不太知趣的话——确实是节外生枝——春天的花已经开得够多了。他称周瑾的作品有严重的书商操作痕迹，作品内容充斥着商业元素，她获得本届春天文学奖有失该奖的公信力，他认为评委会将这项奖颁给她等于为春天文学奖开了个很坏的头。周先生抽冷子的话令被春风熏得昏昏欲睡的记者来了精神。连文学大师王蒙先生都说：“我对此次评选出的作者很满意。”周先生简直是在公然挑战评委们的智力和文学鉴赏力，令人忍无可忍——可不是，周先生在被人抢了话筒后，愤然离场。
这段无足轻重的小插曲被媒体大书特书，成了坊间文艺界传颂一时的谈资。坊间的人自然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于是流言四起，更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什么“莫非……？”于是又有好事的记者自告奋勇地去打探春天的“真相”，却遭到某社长大义凛然的批评：“你们媒体就是这么无聊，你们的炒作可以休矣。”有一位善良而好心的知情人劝告说，“不要总把人和这个社会想得这么阴暗，人世间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文化界人士笑着对笔者说：他曾担任某重要文学奖的提名评委，然而他却没有提名权——主办方为了体恤百忙之中的各位评委，直接将推选名单送到他们手中。这种细致的工作作风令各位评委非常感动，主办方又可以大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双方皆大欢喜。
正巧有好事者来稿，热情赞美春天文学奖的程序公正——
第一、按照常规，一种公开的奖项，至少应该对作品的发表和推荐(自荐)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比如评年度的文学新人——按照常规，应该以本年度内发表的作品为主。据说，本届春天奖的得主周瑾2003年基本没有作品发表，她惟一的参选作品就是2004年1月最新发表的《被世俗绑架》。更令人困惑的是，根据一名主要评委介绍，评奖依据的是候选人综合创作水平，而非单一的某一部作品。人们不禁要为主办方勇于打破常规的勇气叫好，为他们敢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魄力叫好！他们才是真正为中国文学做出贡献的文化英雄。如此有价值的文学奖应该年年发，月月发。中国的文学青年们，从此真的有福了。
第二、前两年的春天文学奖除了最后的获奖者，还设有两名入围奖。也就是说，七名终审评委只参与三位候选人作品的评选，最终评出一名春天奖，两名入围奖。然而本届春天文学奖却没有公布入围奖，好事者在得不到主办方的任何答复后，又好事地询问了一名知情人。据他说，这次共有三个人进入终审，落选的是妞妞的《长翅膀的绵羊》。评委们认为妞妞的作品根本不具备入围资格，断然把它从终审作品中拿下。于是乎，入围奖也自然遭到了取缔。人们不禁要为主办方这种能上能下、敢于纠正初审错误的勇气而深受感动。这种程序才体现了真正的公正，它所张扬的追求真理的态度，委实值得未来的各类文学奖项好好学习。
第三、花开两朵，同表两枝。并列获奖者周瑾和了一容，前者是单一的长篇入选，后者是综合作品，有人说，这样的评判标准是否有点混乱？笔者深不以为然，主办方不拘泥于形式，不拘泥于内容，藐视一切既定俗成的规矩，摸着石头过河，无疑有助于创造更加繁荣的文学图景。
第四、据说，七位睿智的评委，面对剩下的两部优秀作品，都感叹难以取舍，于是主办方锦囊妙计计上心头，七张选票瞬间变成了十四张选票——两位候选人都是全票通过。在派系林立的文坛，这种罕见的精神一致和团结，真是令人击节赞叹；而更让人赞叹的是，春天奖的性价比居然如此之高，搞得选票也可以翻番。这个翻番真是不同凡响，因为它翻起了中国文坛的“公信力”。春天，正是“公信力”大肆繁殖的季节。
突然想到艾略特的一句诗“四月是最残酷的季节”，我想把这首诗略作修改，送给所有在四月评出的奖项：“四月是最温柔的季节，面朝文坛，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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