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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编辑部主任吴彬：我最初看到所谓“公务员”版都惊呆了！要出这样一本杂志，我们事先一无所知。一个刊号，一份《读书》杂志，居然变出了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面目，以我在《读书》工作二十年的经历，简直是前所未闻、前所未见。这个“公务员”版的定位、读者对象、文化品位、文章风格，也根本脱离三联一贯坚持的出版传统。
国家新闻出版署报刊司期刊处处长李建臣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对《读书·中国公务员》毫不知情，但他重申，一号两刊属违规行为，并建议记者将相关材料提供给新闻出版署以备调查。
在知识界享有很高声誉的《读书》杂志出了“学生版”？记者近日在网上浏览时偶然发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南京分销店的网站刊登了“《读书》学生版”的广告。在三联书店南京分销店工作人员的介绍下，记者拨通了三联书店总店邮购部的电话，得到的答复却是《读书》杂志根本没有学生版。记者又找到《读书》编辑部主任吴彬，她也没听说过“学生版”一事，但吴彬透露，今年1月起一份《读书》杂志“中国公务员”版已经行市。
吴彬告诉记者，《读书》编辑部此前对于“中国公务员”版完全不知情，“我最初看到所谓‘公务员’版都惊呆了！要出这样一本杂志，我们事先一无所知。一个刊号，一份《读书》杂志，居然变出了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面目，以我在《读书》工作二十年的经历，简直是前所未闻、前所未见。这个‘公务员’版的定位、读者对象、文化品位、文章风格，也根本脱离三联一贯坚持的出版传统。这样的杂志究竟面对什么样的市场，有多少读者会买、会读，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杂志，居然以三联书店的名义，以《读书》的名号问世，真让人不可思议。”
记者辗转找到封面上注有“读书”二字的2004年3月号《中国公务员》，发现该刊国际标准刊号、国内标准刊号、邮发代号均与《读书》杂志完全相同，而内容主要是政府官员的言论、访谈、动态。
国家新闻出版署报刊司期刊处处长李建臣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他重申，一号两刊属违规行为，并建议记者将相关材料提供给新闻出版署以备调查。
无独有偶，记者在采访三联书店一些编辑时还获悉，三联另一份名牌杂志《三联财经竞争力》也有类似情况。这份由吴敬琏、张维迎、柳传志等经济学者、企业家任顾问，2002年由三联书店创办的财经杂志以财经分析和企业创新为主旨。而从2003年10月起，该刊又推出“人才与财富”版，主要介绍商界人物，使用的同样是《三联财经竞争力》的刊号。
记者注意到，《读书·中国公务员》、《三联财经竞争力·人才与财富》两刊主编均为柯建刚，广告许可证号也相同。据了解，柯建刚曾任《中国公务员》杂志副主编，该杂志已列入中央报刊治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去年11月28日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向社会公布的677种停办报刊名单。另据中国人事报网站介绍，《中国公务员》、《中国转业军官》和原《中国人才》三刊今年起已合并为新的《中国人才》杂志。
三联书店一些编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对三联品牌的发展前景深表忧虑。有编辑向记者透露，从去年到今年2月为止，三联书店已出版和在制作的各色教材教辅，从无到有，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已膨胀到二百多种，已超过三联同期文化类图书的出版量。这些教材教辅图书，有一部分出自正规教育机构之手，但更多的则泥沙俱下，种类包括幼儿园素质教育读物、学前班教育、职业高中选修教材以及高考复习的所谓“5·3宝典丛书”等等。对此，三联资深编辑孙晓林说：“这么大批量的教材教辅都要求在短时间内出笼，同时要在质量上有所保证，我们最终所做的审读把关工作，实在是勉为其难，也大大侵占了我们的时间精力。再说，眼下所出的教材教辅有相当部分来路不清楚，没有一个正式的编写机构或明确的作者可以与编辑部保持正常的书稿核实和研讨关系，这实在让我们提心吊胆。从三联文化品牌的角度讲，我很担心这些教材教辅的学习者、使用者会对三联的文化品牌和文化图书产生混淆错乱的认识。毕竟，三联文化图书是我们的主业，是我们的长远发展方向；现在出版如此大量的、品类不一的教材教辅，从学前班到高考复习资料，什么都有，什么都出，这难道不会对三联文化图书的发展方向产生冲击性影响吗？那么多喜欢三联书的读者会怎么想？对三联很有感情的老作者会怎么想？——这些都是需要分析、思索的问题。”
几十年来，三联书店的品牌及其出版的人文社科出版物在海内外读者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许多年以前，当时的三联总经理董秀玉率编辑部同仁到上海交流时，一位上海学者感慨地说，他为三联想了一句贴切的广告语：“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架上都有三联的书”。他的话赢得了大家的认同。在采访中，三联许多编辑认为，在新的市场环境中，三联完全可以考虑拓展教育图书的市场，开拓三联版教育类图书的思路，但这只有在三联文化图书的基础上，在保证图书质量和三联品牌的前提下酝酿和发展，才不至于辱没三联书店的文化声誉、商誉和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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